二战结束后,在“和平宪法”及美国军事的庇护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20世纪70、80年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冷战结束后,日本继“国际国家”后提出了成为“普通国家”,并积极推进“普通国家化”,欲获得合法出兵海外的权利。在“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中,日本实现“普通国家”战败国、敌国身份转变的关键是与被加害国朝鲜彻底清算历史,并实现和解。因此,日朝关系正常化在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冷战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战略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是日本论证推进“普通国家化”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据。日本不断加速推进的“普通国家化”使日本陷入困境后,日本政府又利用“绑架问题”与朝鲜互动,以此来缓解“普通国家化”面临的困境。这些因素导致了日朝关系有缓和有恶化的发展特点。但是,日本对朝鲜关系的缓和改变不了日本利用其为“普通国家化”服务的实质。本文将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角度出发,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国内国际实践、日朝关系三次主要的“起落”及目前两国关系“回暖”的变化发展。揭示日本“普通国家化”与日朝关系变化的特点及实质,即日朝关系处于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从属地位,所谓的“朝鲜威胁”为日本“普通国家化”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当“普通国家化”战略实践陷入困境时,缓和日朝关系又是缓解“普通国家化”困境的突破口。并且,在日本还没有完成宪法修改,使“普通国家”获得法律上的确认之前,日本极有可能会再次渲染“朝鲜威胁”为其“普通国家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