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各阶层都已对这种社会状态感到疲惫不堪。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派思想家开始运用各自的理论,探讨和解决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变乱与动荡的根源在于周礼的崩坏,而与儒家思想争锋相对的法家则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社会体制应该“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提出关于上古、中古、近古的三世说,强调“法治”在社会秩序上的作用远比“礼治”更具有操作性和优越性。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或礼治都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圣贤在位方能实现,故而儒家思想强调君主要以古之圣贤为榜样。而韩非以法、术、势为君主治国的必要条件。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的真谛在于以法治体系代替儒家的人治体系。在韩非的思想中,国民在其法治之下沦为国家耕战的工具,君主再运用“术”来控制群臣,使群臣不论智、愚、贤都为君主效力。如此,社会的稳定比起纯粹地依赖儒家圣人的出现就有了相当大的保证。韩非所说的明主不在于道德,而是能够用法来治理天下,用术来潜御群臣,将一切都纳入一种规则体制之中。韩非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