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就笔者所见,学术界对赋诗的研究大都是从宏观角度把握赋诗特点,而专论春秋各国赋诗的文章尚未发现。《左传》赋诗的基本情况大致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时期《诗》在列国存在的一个侧面,通过这个侧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诗》在春秋时期被列国君、卿所赋予的一种极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和宗法制度的不同也必然造就了其赋诗特色的异彩纷呈。故笔者尝试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角度对春秋各国赋诗活动作一具体探讨。 赋诗起于何时已难以确考,但诗、舞、乐三位一体的典礼性赋诗远在《左传》所载最早的一次赋诗之前是无疑的。只是随着“礼崩乐坏”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典礼性赋诗被各种形式的会盟宴享所利用,赋诗摆脱了单纯的礼仪性的功能而凸现其文字意义。 纵观《左传》赋诗,以鲁人、晋人、郑人等为主,兼有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宋人等。除郑国外各国赋诗都以《雅》为主。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郑人赋诗十八次,其中赋《郑风》八首九次,《郑风》在郑人所赋诗中达一半之多,其它各国无论赋诗还是引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可以看出郑人对《郑风》的重视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赋情诗能很好地调节外交场合中的氛围。鲁人赋诗最多,从鲁人赋诗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其对《诗》运用的娴熟程度。赋诗与礼乐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鲁人的赋诗昭示着其礼乐文明的发达程度。晋国与宗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晋人赋诗也较为常见,从赋诗就可窥见其灵活的外交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等也加入了赋诗的行列,虽然它们赋诗篇次较少,但赋诗及其附带的仪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手段,促进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对华夏民族的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赋诗对赋体的产生和发展,对《诗》的流传和阐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泛的用诗还加强了《诗》的权威性和经典性。 总之,了解各国赋诗特色对于把握春秋时期各国历史,对于认识春秋各国的政治和文化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