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是通过艺术活动培养教育者审美力和创美力的教育方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的。自引入我国以来,学者们将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对美育的研究稳步发展,成果颇丰。然而由于不同民族哲学传统与文化背景的差异,美育在中国的研究始终存在一些学理上的问题,难以脱离“以西释中”的倾向。若要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教育理论体系,则必须回到本民族哲学文化体系中对“美”的关照。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美”,劳承万先生认为是中国人追求内心道德所获得的审美性的愉悦,即对“仁义礼智”的践行并随之获得的快乐,体现着“圣人与我同类”的人格理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须通过相应的教化手段。因而,中国文化的审美教育研究必须并植根于“礼乐教化”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乐教”——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美育观念的艺术教化方式。基于此,笔者选择了《礼记·乐记》(下文简称《乐记》)为研究中国传统美育理论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乐记》所谈的“乐”并非单指音乐,而是综合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活动,是先秦统治者们进行“乐教”的主要方式。而《乐记》则是基于以儒家为主的先秦诸子对礼乐关系的探讨和统治者们的社会教育实践,从“乐”的美学出发进行的理论总结。其对于礼乐关系的系统阐释和乐教实践的总结,标志着儒家美育理论的成熟,是我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奠基之作。因此,笔者旨在通过对《乐记》中所蕴含美育思想(以下简称《乐记》美育思想)的研究,分析其教育目标、美育途径和实践方式的独特性,进一步发掘我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并尝试对中国特色美育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一些启发。本文对《乐记》美育思想的研究主要由以下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乐记》美育思想所提出美育目标。首先《乐记》认为要充分尊重人的审美需要,使其内心的情感得到合理的抒发;但同时又必须对情感进行节制,以防人心产生大量的极端情绪,危害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基于对“乐”感动人心作用的认识,《乐记》提出要以艺术教育的方式中和人性,使人的情感在释放的同时得到合理的调节,以符合内心道德的要求。如此一来,人即可通过“乐教”的方式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使内在欲望与外在规范和谐统一,获得一种自由的愉悦,从而自觉实现“君子”人格的塑造。这是审美化的人生境界,也是《乐记》所强调的美育目标。二是《乐记》美育思想所提出的美育途径。《乐记》认为在美育过程中必须发挥“礼”和“乐”相辅相成的作用。前者强调道德伦理等外在力量对人行为的规范,后者强调艺术对人内在情感需要的调和疏导,二者在性质、目的、教化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各自不同的教化功用,而唯有使其交融互补、相辅相成,才能实现个体人格塑造和群体社会教化的目标。可以说,《乐记》美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即为“礼乐教化”。在此基础上,《乐记》特别强调“乐教”这一审美性质的教化方式对人心的感化的特殊作用。个体通过艺术活动自觉地锻炼身心、陶冶性情、感悟道德、追求“师法圣人”的理想,统治者亦能通过和谐的方式教导民众节制喜怒哀乐之情、平衡好恶亲疏之性,继而“移风易俗”。因此,其美育途径即为建立在礼乐互补关系上的“乐教”。三是《乐记》美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乐记》美育是基于统治者“制礼作乐”的礼乐教化实践所总结的美育理论,其中所谈的艺术形式多与社会政治的实践密切相关,并提出了系统的“乐教”方法。因此可以说,《乐记》美育思想的精要就在于对具体的“礼乐”实践进行形而上的归纳,以此作为后世美育的理论先导。其“乐教”的审美教化方式在当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于我国当代美育在具体层面的实践也有着丰富的启发价值。由以上三点的分析出发,并适当与席勒美育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本文总结了《乐记》美育思想的独特性,突出体现在:(1)美育目标和方式共同的审美性;(2)“礼”,即外在规范在美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3)与社会教育实践的密切联系。基于上述研究,笔者从我国当代美育理论体系的建构、美育在当下的具体教育实践、及美育的社会功用三个不同角度,尝试分析了《乐记》美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启发。从理论上看,应充分借鉴《乐记》美育“礼乐相和”的思想,遵循中国人感受、体验、类比的思维方式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美育理论体系;从实践上看,应从“乐教”的艺术审美教化方式中受到启发,形成美育与德育的良性互动,并建设校园审美文化。从社会功用上看,《乐记》美育所主张的“乐合同”、“致中和”等艺术活动的教化功能,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有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我辈学人应吸收继承《乐记》美育思想的精髓,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教育理论体系,丰富我国当今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实践,并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