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黄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为基础，系统分析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特征，以及人口增长、地权变迁、科技进步等对水权制度的影响，研究导致水权制度变迁的因素，总结我国古代水权制度变迁的规律，以及对黄河水权制度创新的启示。 在人类社会最初产生时期，“人”与其周围的地理环境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产生的主要矛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上古的决定到逐渐下降到影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作用逐渐衰减。这一演化发展的方向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超过了一定限度，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客体。至少在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不是外部差异，而是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从战国时期开始到清末，我国的气候经历了四次冷暖交替过程，由于斯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只能被动的适应，所以气候变化及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从北宋开始，我国的人口首次超过一亿，相对的资源稀缺驱使人们开始大肆开发自然，造成自然环境的急剧破坏。这种破坏到明清时期达到高潮，人类在与自然的博弈中取得主动，结果使黄河流域已经不存在原始森林，代之而起的是人工植被生态系统，上游的沙漠化、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西安和洛阳、开封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都是这些行为的结果。本文将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规律总结为三个阶段：环境决定社会变迁、人类与环境的相持、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这些成为黄河流域社会变迁和水权制度变迁的基础。 导致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的因素除了大气候外，主要有人口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人口变量几乎在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社会变迁中都发挥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它并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物，而是具有许多社会关系和联系的总体。环境变迁成为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分布格局和迁徙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黄河流域，随着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融合，确立了农耕文化的主体地位，战国时期逐步建立起封建国家制度。黄河流域的人口数从战国时期的2000万左右到清末的一亿有余，但流域的资源禀赋并没有改变，水资源量基本保持原状，土地资源量随着耕作技术和开发能力的提高而略有上升，但仍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这些都直接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资源日益稀缺导致要素价格的上升，影响着地权的变化和水权的变迁。灌溉技术和耕作技术的进步也是影响地权和水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灌溉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各种量水、分水技术的逐渐得到广泛应用；耕作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铁器的广泛使用、牛耕的推广和田间的精耕细作。因此本文认为人口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同等资源禀赋下，人口的增长致使资源逐渐稀缺，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使得环境被逐步破坏，一方面是社会变迁基础上的地权变迁和水权变迁；而技术进步使人类在与自然的博弈中逐渐取得主动，产出效率的提高又激励着人们更进一步地提高技术，相应它也成为影响地权乃至水权变迁的主要因素。在环境变迁和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水权制度从萌芽到建立、直至逐步趋向完善。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变迁路径分三个阶段：(1)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水权制度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的正式制度为主导，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规定的用水顺序是漕运优先、灌溉次之。并且开始收取水税。(2)唐宋元时期水权制度向国家正式制度发展，唐政府颁布实施的《水部式》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家正式水权制度，标志着我国水权制度建设正式建立；宋政府颁布的《农田水利约束》、元政府的《洪堰制度》和《用水则例》都说明我国的水权制度日渐成熟。这一时期的水权制度特征为：国家正式水权制度的出台、申贴制的使用、比较科学的量水分水技术的出现等。(3)明清时期的水权制度出现明显的变化，即非正式制度占据水权的主导地位、水权与地权开始分离且开始进行单独交易、一些在乡村宗族势力支持和主导下的水利组织——水利共同体开始出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社会思想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开始冲击持续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工商社会；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的极大破坏；人口突破一亿，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地权交易自由度越来越高，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以下几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①民间水利自治组织的出现及其运行机制，②非正式制度的地位，③水权与地权的关系，④对“均平”思想的科学评价。通过对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变迁历史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规律：环境变迁是水权变迁的基础；人口变化决定资源稀缺度，资源的稀缺性是资源产权产生的根源，也是决定水权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促使资源产出效率的提高，激励着地权和水权的变迁；水权和地权历史时期一直是相互依存，水权是依附于地权而存在，但到清末时水权逐渐作为独立财产权而存在，可以单独进行交易，这是由于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商品意识的觉醒、以及水资源价值提高和科技进步的结果。 通过研究，认为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变迁给我们当前水权制度创新的启示在于：(1)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变化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水权变迁，所以谋求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是进行水权制度创新的基本思想；(2)人口变化是水权变迁的控制因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舒适程度又是我们工作的目的；(3)水权变迁必须与地权的变化相适应，就是说应与我国现在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相适应：(4)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不是所有的非正式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很多时候它是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黄河流域目前处于水资源形势日趋紧张断流威胁时时存在、生态环境恶化、人口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尴尬境地，其结果是用水矛盾的高度紧张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水权制度存在缺陷，所以进行水权制度创新势在必行。实施水权制度创新必须借鉴和吸收我国古代水权中的有益成分，如水权与地权的关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人口与水权的关系、技术变迁与水权的关系等，基于此分析认为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创新的路径有：(1)科学认识历史、正确处理现状、合理安排未来，(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3)地表水权与地下水权联合管理，(4)地权与水权分开，加强水权的资产性管理，(5)建立健全农民用水者协会，激发农民参与水权管理的积极性，(6)实现水权多样化，明晰水权一级市场，建立水权二级市场，(7)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公益性用水。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变迁是社会变迁和水权变迁的基础。(2)人口因素是决定水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3)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当强制性变迁占据主导地位时，诱致性变迁蕴含其中起着辅助作用；当诱致性变迁有时占据主导地位，强制性变迁的制度安排创造为其适宜的制度环境。(4)地权变迁与水权变迁的关系变化，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水权从来没有能够成为独立的财产权而存在，服从和服务于地权，随着地权的变迁而变迁；在非正式制度里，水权终于在明清之际开始独立于地权，以正式的财产权形式进入市场交易，这是符合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的。(5)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水权制度创新是解决黄河问题的重要选择。 本文的创新在于：(1)系统论述我国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水权制度变迁历史。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为基础，系统论述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水权制度在环境变迁、人口增长、地权变迁、技术进步等影响下的水权制度变迁史。并且根据人类与环境的相对关系将水权制度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时期、建立时期、基本成熟时期，勾画我国历史时期水权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对现在水权制度创新的启示。(2)论述环境变迁与水权变迁的关系。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人类的生产生活有改变着地理环境：人类的科技进步、人口增长影响地理环境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变迁决定了流域的水资源禀赋，水资源禀赋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水资源的稀缺胁迫水权制度的产生和变迁。所以环境变迁与水权制度的变迁紧密相关，相互影响。(3)研究了水权与地权的关系以及二者变迁历程中的相互影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水权依附于地权，随地权的变迁而变迁，没有独立的财产属性；直到清朝中后期，水权方与地权分离出来，独立地进行交换和买卖。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水权又失去独立特性，复归于地权，且不得转让和买卖；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逐渐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而且黄河流域水资源严重稀缺，水权又开始活跃起来，呈现出与地权分离的趋势，且开始进行转换和交易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