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热情一直方兴未艾。无论是个别文本的再解读,还是“地下文学”的发现,无论是红色经典作品频繁的影视改编,还是文学史的改写,都绕不开“十七年”文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壁垒的日益消除,“十七年”文学成为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增长点和兴奋点。就“十七年”抗战小说的研究而言,众多研究者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这一时期的抗战文本充塞着浪漫主义气息和传奇色彩,作者注重塑造大公无私的英雄,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是这些英雄的唯一精神信仰。作为阶级代言人,阶级属性置换了个人的情感,英雄人物的爱恨情仇被囚禁在阶级的范畴之内,因而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单一纯粹。通过大量文本阅读,我发现这种共识遮蔽了丰富复杂的历史真相。事实上,“十七年”抗战小说文本中的英雄形象并非完全如此,而是有所变化。“十七年”抗战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到1950年代中期(以下简称理念“改写”时期)和1950年代后期到1966(以下简称“英雄”诞生时期)。前一时期,创作主体注重表现英雄身上凡人的一面,把抗战英雄置于生活激流中涤荡,个人的爱恨情仇与坚韧勇敢等优秀品质相互交融。所以,这一时期的英雄是世俗化的英雄,丰富而多彩;后一时期,英雄形象由世俗化走向理想化纯粹化,英雄身上个人的情感让位于纯粹的理想和信念,文学的教化功能使得英雄人物身上的阶级属性上升到绝对统治地位,极尽全力排斥英雄身上凡人的一面。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英雄形象在“十七年”抗战小说中的嬗变作为论述的主线,通过对前后两个时期英雄形象的对比及原因的探究,试图证明“十七年”抗战小说中英雄形象并非原来就单一纯粹,而是在多种合力共同作用下由丰富逐渐走向单一纯粹,由世俗化走向理想化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