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参与式乡村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以松坪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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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以来,已近30年的历史,这期间一直以城市作为发展的中心,农村则一直处在信息传播的边缘地带。在中国的媒介结构中,以政治宣传和市场为取向的大众媒介成长迅速,而公共媒介和社区媒介则发育不足.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大众传媒体制的构建是以城市为中心,在覆盖范围、受众定位、传播内容、信息来源上,存在明显的城市化、精英化、市场化取向。主流的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系统一方面对广大农村关注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单向的传播系统也缺乏针对性,结果导致传播内容的不适合,传播方式的不适应,传播效果的不如意。  本文从发展传播学角度出发,结合乡村社会学和社会变迁理论,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松坪沟乡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来描述松坪沟乡在建设省级乡村文化示范点过程中的信息传播状况,尤其对乡村文化示范点辐射的自然村展开调查,以分析村民的信息获取、需求、反馈以及信息传播效果等状况。基于这些调查,构建符合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参与式信息传播模式。本人于2013-2014年先后多次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羌村寨地区(理县、茂县)以及在四川省甘孜州地区的调研发现:主流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内生性社区媒介的缺失;当下的新媒体、社交媒体工具缺乏生存基础。总结来说,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获取的信息与信息需求不平衡;本地媒介不能够满足村民的信息需求;“村村通”等信息化建设趋于行政化;乡村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规划没有很好利用“本地智慧”,只是依据专家的建议以及相关政策;现行建设完成的“七室一中心”乡村社区媒介并没有完全承担起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的角色,甚至成为一种摆设;传播效果上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并没有改观。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影响其效果不佳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为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阻碍了村民的信息接收和反馈;村民没有发声和反馈的渠道;社区媒介和内生性媒介缺失或功能失位。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和观察从两个方面探索出符合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信息传播的模式,即构建能够发挥本地智慧,利用本地化内生性媒介的以“农业协会”为主体的乡村信息参与式传播模式;通过发挥参与式广播和参与式影像等媒体的作用,构建以“社区媒体”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参与式信息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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