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中国就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了合作框架下各区域发展规划之中,:但是国际上仍旧有各种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破坏论”的质疑。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间接地对相关国家的环境产生影响,贸易中所隐含的碳排放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伴随着大量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会发生转移,一国的出口贸易是由于进口国的消费而产生,因此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是出口国替进口国所承担的环境污染,说明进口国向出口国进行了污染转移。从隐含碳的角度开展研究不仅涵盖了直接排放情况,同时也涵盖了隐含在商品贸易过程中的间接排放情况。因此计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隐含碳排放情况,可以探究中国是否是借“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首先,本文对贸易隐含碳的测算方法、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因素、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等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确定了本文要采用MRIO模型和LMDI分解法探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其次,利用OECD数据库中提供的最新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出口隐含碳、进口隐含碳和净出口隐含碳排放情况,并基于LMDI方法从部门和国别两个层面对进出口隐含碳进行分解,分析制造业贸易隐含碳的直接影响因素,并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上述研究发现:2000—2015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要高于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存在贸易隐含碳顺差的状态,制造业贸易导致了碳排放净流入,说明我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担了一部分的碳排放。“S11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与“S13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净出口贸易隐含碳最大的两个部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中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均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东南亚是中国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区域。总体来看,规模效应会促进隐含碳的排放,技术效应抑制隐含碳的排放,结构效应不确定,贸易规模是影响隐含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方面提出关于减少国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