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年,曹丕代汉称帝。221年,刘备以继汉自居。孙权在曹丕、刘备称帝后,面临着自立称帝,还是归顺魏、蜀的政治抉择。政权内部的不稳固和外部形势的危急迫使孙权放弃自立称帝。汉魏嬗代的合法性,以及孙、曹在建安年间陆续形成的婚宦关系又促使孙权向魏称藩,而非归蜀。222年,孙权成为魏属吴王,改元黄武。向魏称藩,并不是放弃帝业,恰恰是服务于建立皇权的终极政治构想。曹操废二十等爵、建立五等爵的政治举措,突破了汉“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不仅促成了汉、魏皇权转移,也为孙权作为异姓,却可以称藩王创造了体制上的可能。孙权向魏称藩,表面上臣服于魏,实是承汉末“郡国本位化”所造成的分裂趋势,借王国体制,将国内“任侠”“师友”关系,一变而为“君臣”关系,在封国内自成系统,完成了由汉末江东割据政权向王国政权之转化,使其合法化。向魏称藩,还有一层巧用,变“舍汉归吴”为“舍魏归吴”,消除了部属的名节顾虑,让我们看到了孙权为争取政权正统性所作的努力,完美的诠释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魄力。经过“黄武之政”七年(222—229)艰难酝酿,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开基建国,由魏属王国之吴王转化为吴大帝,才得以爬上权力巅峰。孙氏政权由吴王国升格为吴王朝。它是东汉政治分裂的结果,又是江东政治统一孕育新生皇权的产物。这七年有三方面内容:第一、孙吴两大军功受益集团——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渐趋融合,江东集团成为政权统治阶层。第二、消除以地方大族为首的山越与汉人联合反抗孙吴统治的动乱,加速山越汉化。第三、淮泗集团“尊汉派”人物张昭渐次被排挤出政治军事核心,栖身建业,在政治上再没有别的作为。前两个学界已有定论,第三点是论述的重点。孙吴皇权的法统依据在于孙氏集团的三次质变。与僭号称帝的袁术绝交,由政权体制外之非法组织,一变而为既存汉政权一部分,此其一;汉魏嬗代,向魏称藩,建立吴王国政权,此其二;黄龙元年称帝,建立吴帝国政权,此其三。孙吴宣扬皇权权威性与合法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利用符瑞和符瑞年号,二是否定汉魏嬗代合法性,三是宣扬孙权军功,四是表达天命意志。黄龙元年(229)孙权建号称帝,定都建业,开启了建业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后建业开始具备皇权因素。在此之前,孙吴政治中心历经多次变迁。建业从普通县级城市,先后上升为江边重镇、丹阳郡郡治、一国之都。都城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孙权最终选择定都建业,必定有多方面考量,因为它将影响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平衡国内两大地域集团以及皇权与地域集团的势力、镇抚山越是促使当政者定都建业的关键性因素,两者分别揭示了都城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和民族融合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