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作坊”这个概念描绘了具有地域性与社会性维度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深深地渗透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所对应的独特的劳作条件中。相对于过分区分劳作与居住场所的美国与欧洲语境,这种扎根在农耕社会的家庭作坊包含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带有社会性含义的空间营造现象。在现代建筑理论中,这种带有社会性操作含义的空间被理解为一种建筑作为社会性媒介的“工具性”概念。本研究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即对工具性的探讨不能与其环境割而两谈,意在讨论,与特定建造体系对应的诸多“表征模式（representational framework）”如何塑造了人们对“场所”的集体认知。以木工为例,《鲁班经》清楚地描述了一幅将环境的表征架构引入建造操作实践的全景图。本研究将中国传统木工实践作为一种真实尺寸的艺术加以考察。此类实践通过整合本土的表征体系,标记着工艺学中对于尺寸的特定观念;在此人的观察与建筑的结构以工具为媒介,而交织坐落在一种类语言学的上下文中。更准确地说,木工实践通过某种特定的表征模式,不但整合了其自身的实践经验,更把一种带有再现性的世界模型置于一个由工具与构件建立的类语言框架中加以操作。在这种特殊的表征框架之下,制图的本质理解发生了变化,也确立了某些工具的特殊作用,以此即可在建造现场明确按照真实尺寸来确定结构中的组件关系,同时也能产生一种带有弹性的建造方式。本论文将集中以木工著作《鲁班经》中的建造仪式和工具图绘,与本人在木作建造现场所做的图片和文字记录相比较,从而试图揭示中国特殊木匠工具体系所揭发的“操作记忆”。相对于在《营造法式》中所绘制的等级化建构体系图像,《鲁班经》则是打开了另一种讨论“建构”这一西方概念的可能,即一种以具体的社会性仪式和身体性劳作所建立的意义,而不只是通过美学和知识体系所建立的象征意义。这种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工具“操作记忆”所指向的不只是需要被加工的结构框架,同时也延伸到从建筑到周边环境的判断。木工建造工具在这种特殊的建构体系下,其自身不但直接加工材料,同时也可以被看作一种与图绘相似的表征系统。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这种带有具体操作性和标记性工具系统理解为一种类语言结构,即“工具”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包含地域性和宇宙性的具体观念事物。这也意味着由木工工具所引发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建造范畴内部,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一种把建构过程和记忆的集体文化范畴的讨论;也可以恰当地看作为一种我称之为“建构类型（tectonic typology）”的讨论。在西方,诸多现代建筑师和理论家都试图通过对文艺复兴建筑理论的重新讨论,来提出关于“标记系统”以及“理想比例”的若干问题,并开始以此概念重新阐释关于文化传统的连贯性问题。通过“建构类型”这一概念,本文试图探讨“工具”这一概念及其具体操作活动中的符号领域,并得出与文艺复兴以来占世界主导地位的欧洲建筑不同的符号表征系统,以及此表征框架所引起的建构方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