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进农村扶贫减贫、精准脱贫工作,2020年中国已经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全部脱贫。至此中国农村减贫迈入后2020时代,减贫工作重心已转为缓解相对贫困、关注多维贫困,扶贫工作导向也从政府主导扶贫转向长期制度化扶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农村乡村振兴与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农地流转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减贫,而且有助于通过释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户实现多维能力提升脱贫。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含义”的逻辑思路,基于“制度式扶贫”与“多维减贫”的双重视角,试图构建一个包含收入及其他福利指标的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库7290个匹配农户样本,计算农户多维贫困指数（MPI）。随后,基于PSM-DID、PSM-Logit、OLS模型验证了农地流转、农地转入与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以及农地转入与转出对各维度贫困减缓效应的异质性,并最终为构建后2020时代多维减贫制度与政策体系提出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农户贫困是多维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测度应该考虑贫困的多维性。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不仅包含收入指标,还包括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家庭财产等福利指标。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理论（Alkire&Foster,2007）,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收入、健康、教育、生活状况、社会保障以及资产等六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的农户多维贫困评价体系。通过文献、逻辑推理认为,农地流转不仅有助于促进农地规模效应的发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有助于释放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优化配置,有助于实现多维能力提升减贫;农地流转可能通过影响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以及家庭资产等维度的贫困减缓实现其整体贫困减缓效应,除此之外农地流转中的转入与转出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2）农地流转存在多维减贫效应。（1）多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在A-F方法基础上,本文基于等权赋值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PCA）两种方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在不同贫困识别标准（K=1/3、1/4或者1/2）下计算了多维贫困指数（MPI）和多维贫困虚拟变量（MPI033、MPI025以及MPI050）发现,基于主成分分析法（PCA）的多维贫困指数计算中,贫困平均发生率达到38.8%。在k分别为1/4、1/3、1/2情况下,多维贫困发生率分别达到87.3%、67.9%以及17.9%。随多维贫困临界值k增加,多维贫困发生率呈逐渐降低趋势。（2）基于PSM的农地流转多维减贫平均处理效应（ATT）。基于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分别显著为-0.071以及-0.063,结论显著。（3）基于PSM-DID、PSM-Logit模型检验农地流转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发现,在不同的贫困发生界限K标准（1/3,1/4,1/2）下,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6350、-0.6256以及-0.8212。与非农地流转户相比,农地流转户多维贫困发生概率分别下降36.5%、37.5%、17.8%。（3）农地流转通过收入、健康、教育、生活、社会保障以及资产等维度减贫对多维贫困指数产生影响。基于平均效应模型比较发现,农地流转前后收入贫困、生活贫困、社会保障贫困存在显著处理效应差异,而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农地流转对各维度贫困影响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地流转显著降低了收入贫困、生活贫困、社会保障贫困和资产贫困,而农地流转对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存在。（4）农地转入和转出对多维贫困指数、各维度贫困得分的影响存在异质性。（1）平均处理效应显示,农地转入户（实验组）与未转入户（控制组）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是0.6247以及0.6707,显著降低了7.5%左右。农地转出户（实验组）与未转出户（控制组）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是0.5271以及0.6359,显著降低了17%左右。农地转出的减贫效应（0.109）显著高于农地转入（0.046）。（2）基于PSM-DID、PSM-Logit模型检验不同临界值K标准、不同权重下的农地转出、转入的多维贫困效应发现,在不同的K标准（1/3,1/4,1/2）下,农地转入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7089、0.7550以及0.9139。相比非农地转入户,农地转入户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了29.1%、24.5%以及8.7%。在不同的K标准（1/3,1/4,1/2）下,农地转出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5632、0.5357以及0.6338。相比非农地转出户,农地转出户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了53.7%、46.5%以及36.7%。随着临界值K的提高而降低。农地转出的边际效应均小于农地转入,但农地转出对于降低农户多维贫困概率的程度大于农地转入。（3）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赋权和平均权重赋权两种情况下农地转出、农地转入对各维度贫困得分影响发现,农地转出显著降低收入贫困、生活贫困、社会保障贫困以及资产贫困等,而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农地转入仅仅通过显著降低了社会保障贫困和资产贫困来实现多维贫困减贫,而对收入贫困、健康贫困、教育贫困以及生活贫困等作用并不显著。依托农地流转助推农户多维减贫,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从农户发展角度多维度监测农户贫困。各地方政府需要根据本地的经济情况构建符合当地特色的、科学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不断完善统计方法和创新识别体系,为实施多维减贫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支持,并为扶贫政策评估提供特征数据资料。（2）基于农地流转视角优化农户扶贫政策。考虑不同农地流转方式的多维减贫差异,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流转方式相结合,形成以政府主导和规划农地流转规模、功能和期限,以市场匹配流转主体和价格,不断提高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率。（3）完善农村农地流转市场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农村农地流转市场在流转信息发布、交易谈判、交易执行、交易纠纷处理等中介功能,不断降低农地交易摩擦和纠纷,切实降低农地流转成本。其次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开发符合农地流转规律的金融产品,为农地流转主体提供有效融资,实现耕地和资金的精准匹配,提高农地流转效率。（4）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和就业帮扶制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由农村养老保险、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助推农村农地流转;另一方面要加强农地转出户的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5）制定有利于多维减贫的产业政策体系。一方面要创新发展农业益贫性产业,通过优惠的产业政策鼓励农户创新农业益贫性产业的产品价值、生产模式和经营模式,实现农业转型升级与增收减贫;另一方面,要加强城乡产业政策联动与协调合作,推动城乡产业互补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城市发展、就业、人力资本推进农村发展、农村就业、农村人力资本提高,促进返乡劳动力自主创业,通过财税、金融和耕地等优惠政策予以扶持,激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