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传统文明的人口大国，关注农民，关注农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在当前我国倾力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乡村社会局势，探索出适应乡村社会现实需求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现有的农村治理模式虽然发端于村民自发的模式创新，但在之后，它更多地是由国家政权主导的作为整合乡村社会的制度化工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的体制变革。这在目前大多数农村还是基本适用的，因为大多数农村的现状与制度发轫期的状态基本类似。虽然制度安排的内生矛盾和利益博弈已经越来越表现出治理实践中的困境和危机，也成为当前农村治理课题的研究重点，但是整体而言，乡村整体性的制度变迁动因尚不明显，而且，要寻求一种普适性的治理模式就中国纷繁多样的农村现状而言，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本文选取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将其定义为“城镇村”，即区别于中国传统农村，也不是区域概念上的“城中村”，主要指东部发达沿海地区经历或正在经历城市化影响的乡村。这类城镇村的特征是传统农业经济逐渐消亡，原有的农业经济业态改变，但集体资产形式依然存在。社会关系仍然延续了传统乡村社会关系，但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本文试图突破单纯的对传统治理模式这一上层建筑的解释性探讨，而从城镇村演进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形态变化尤其是经济利益诉求的变化为起点，着重分析城镇村的经济结构转型、各阶层利益博弈以及对现代公共管理职能的诉求，并通过分析定海新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案例，最终得出相对合理的制度选择，即社区与村民组织协同治理的城镇村治理模式。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着重定义了城镇村，描述了城镇村的经济、社会形态；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城镇村新的治理需求和传统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危机；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城镇村治理的实践探索案例——定海新农村社区建设，并得出结论：城镇村有效的治理模式应该是社区与村民组织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第四部分通过从解决三个关键点（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权界定、社区与乡镇的职能划分、村民自治组织力量的培育与壮大）为重点，最终确立社区与村民组织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城镇村”目前与全国范围农村相比是少数，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类城镇村的规模会继续扩大，而且在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已经大量存在，虽然城镇村是一种介于传统乡村和城市社区的中间状态，但城市化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决定，这类城镇村将长期存在，对这类城镇村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目前已经存在于东南沿海发达省市的城镇村治理困境问题，也有益于中国整个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