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中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理念的重视程度骤升,这一理念的提出与落实对我们国家环境治理以及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指导作用。要将环境资源纳入社会经济发展中去,企业进行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还提出只有执行规范的法律制度,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打好基础。除了法治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还受到受益者观念的影响,通常受益者通常对于环境这一资源的使用不需要付出成本,导致了人群缺乏对环境资源的责任意识。因此实现绿色发展仅依靠正式的法律规制是不够的,更需要探究影响绿色发展的关系资源、社会风俗等因素。CEO的关系资源会为企业带来融资、优惠政策获取等便利,对企业进行绿色发展提供客观资源,同时家乡认同作为一种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有助于提升企业CEO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加强CEO绿色发展的主观意识,因而本文以企业CEO的社会资本和家乡认同感作为研究方向,探究了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作用,为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提供研究方向。本文以企业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外部性理论等为基础,以2013-2017年沪深主板上市重污染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企业CEO社会资本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并研究了 CEO的家乡认同的调节作用。此外,本文还在CEO存在家乡认同的样本下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与不同地区间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差异,并依据以上研究,对企业进行管理层建构以及社会资本维护提出可行性建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CEO的社会资本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文中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治社会资本、商业社会资本和学术社会资本,发现CEO政治社会资本、学术社会资本越多时,企业绿色创新程度越高,商业资本越多时,绿色创新程度越低,说明CEO政治社会资本、学术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商业社会资本对其有抑制作用。而当CEO在其家乡地任职,即存在家乡认同时,会加强CEO政治、学术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并缓解商业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CEO存在家乡认同的前提下,非国有企业中的政治社会资本和学术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商业社会资本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显著。同时由于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企业的政治资本与学术资本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商业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得到缓解。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系统地分析了 CEO三种细分社会资本:政治、商业和学术社会资本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先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还拓展了 CEO社会资本对企业绿色创新造成影响的情境,探索了 CEO家乡认同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是对以往研究情境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