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和金融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实际汇率不仅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讨论的重点，也成为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调整名义汇率走向和波幅等宏观金融管理中最为关注的重要变量。如果一国实际汇率过度偏离均衡水平，不仅影响该国外部收支的可持续性、内部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甚至还会遭遇贸易伙伴来自政治层面的攻击和责难。因而实际均衡汇率及失调程度的测算及相关管理在宏观金融管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201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再次攻击人民币被低估，而后在2010年6月底人民币汇率再次进入升值通道。事实上2005年7月“新汇改”之后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20％，如此规模的升值后人民币还存在低估么,人民币近阶段失调了么,失调将如何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首先，本文沿着实际均衡汇率如何决定、如何测算实际均衡汇率和如何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主线，介绍有关实际均衡汇率的决定与计算的重要模型与方法。概而言之，一国实际均衡汇率为其内外部经济运行处于均衡状态时对应的实际汇率，长期中该汇率随着长期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动而变动，短期扰动引起的偏离会逐步收敛;该汇率可以通过量化其与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经验关系而计算得出;根据Montiel(1999)的总结，这些基本面因素包括国内供给面因素、财政政策因素、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因素和商业政策因素。　　其次，本文从年度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文献中的存在的“变量迷失”现象出发，在结合实际剖析该现象产生机理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1980年至2009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过程的实证分析，发现:年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自然对数序列服从在1994年发生漂移项突变的一阶单整过程;该汇率的决定模型中包含技术进步、投资因素、政府支出因素、贸易条件和开放度等基本面因素，说明本文所构建的构建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框架成功解决了“变量迷失”问题;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以1994年为界，在1994年以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和1994以后市场经济确立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深化期呈现出强烈的转型特征。　　接着，本文在对实际有效汇率分解的基础上，编制了考虑更大比较基础、剔除转口贸易因素的技术进步指标，使用Johansen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1994年1季度至2010年2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方程，结果发现:本文所设计的剔除了转口贸易因素的技术进步指标相比其他同类指标更具有效性;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除受到年度模型中的基本面因素驱动外，还受到对外资产存量的正向驱动。与前面因素不同的是，驱动效应会随着资产存量的增大而增大。　　再次，本文使用HP-ARIMA滤波和样本内HP滤波分别求取年度、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驱动因素的长期均衡值，分别带入年度、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方程，求解实际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失调，结果发现:1980至2009年度实际均衡汇率以1994年为界呈现出先大幅贬值、后小幅升值的变动趋势，而始于1994Q1的季度实际均衡汇率在升值大趋势下，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路径;两种频率的失调数据均表明近阶段人民币并未出现美国所鼓噪的低估。　　最后，本文使用加入嵌套的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门槛回归模型系统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对出口、进口、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资本流动管理压力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通过影响进出口之于名义汇率的弹性系数、FDI流入之于实际汇率的半弹性系数来发挥作用，低估的调整成本要高于高估的调整成本;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与资本流动管理压力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随着其绝对程度的增加都会带来资本流动管理压力的增大，将汇率失调控制在均衡上边界之下的轻微高估可以将资本流动管理压力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