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Laffont等知名学者对于规制和产业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学界关于规制与增长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术研究热潮的出现点中了一个现实的软肋: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经济规模高速扩张、不断膨胀的30年。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自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目前更是“居二望一”。但总量上的超越并不能弥补质量上的硬伤,更不能由此忽视中国增长模式属于要素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的现实困境。尽管要素高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其代价却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日益趋紧的环境约束和资源瓶颈危机。在国内环境压力之外,由于签署更多的国际性环保公约,中国承担的国际环保义务更大,面临着国际性减排降耗压力。环境质量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更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环境规制作为消弭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纠正市场失灵不可或缺的制度性体系,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环境管理部门所认同。对于现代国家而言,任何制度的安排与使用都服务于该国经济增长。因此,考察环境规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传导机制、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合理解释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环境与发展的精彩论述,并就现代各时期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流观点对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归纳,理论上论证了环境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重要性。其次,本文从定义、理论基础和规制工具三方面着重研究了环境规制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从环境规制主要受众——企业这一微观个体出发,根据现有研究,归纳了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种观点,即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有利的“创新补偿说”、伤害企业竞争力的“遵规成本说”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影响不确定的“综合效应说”。第三,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导机制,即在微观层面,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而良好环境效果的也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额外收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宏观方面,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净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外向型经济两条途径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在国内实现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布局,在国际上提升产品竞争力,拉动经济增长。第四,从立法和机构设置分四阶段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沿革,并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等5个指标,从纵向动态变化和横向区域比较两个维度对我国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五,选择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应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Slacks‐based Model)测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各省2000~2012年13个指标的面板数据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检验,得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呈现“U”型的阶段性特征。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本文给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