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劣药罪作为我国刑法打击药品类犯罪,维护药品市场安全的罪名之一,自立法以来司法实践极少,但在2018年,因吉林省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新闻事件而一度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时,长春长生在生产、销售“百白破”和狂犬病疫苗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被新闻媒体揭露,引发全国人民的关注和讨伐,也同样引起法学界对该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定罪罪名的讨论,有法学界学者根据新闻媒体及监管部门披露出来的事实分析“疫苗造假”行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也有学者分析该案可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甚至有人认为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但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对长春长生的犯罪嫌疑人均以生产、销售劣药罪定性,并开展立案、侦查、起诉等司法程序,截至本论文答辩前,该案尚未开庭还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本文以长春长生违法生产、销售“问题疫苗”,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为切入点,结合法学界学者对本案定罪的讨论,探讨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劣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刑法规制是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具体条文为《刑法》第142条,该罪是在1997年刑法中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罪状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的,刑法条文自立法之初就没有修改过,只有因其他药品类犯罪的修改而涉及零星的司法解释。但与此同时,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规制一直在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修改完善。生产、销售劣药罪自单设罪名以来,相关司法实务案件鲜少,可供参考的案例寥寥无几,本文首先对长春长生案情进行简要回顾,对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开展讨论与思考,针对该罪的国内立法现状与国外对类似犯罪行为的立法进行比较。其次,在论述生产、销售劣药罪的犯罪构成基础上,对生产、销售劣药罪的界定进行分析,通过长春长生案与其他类似制造“假”疫苗的刑事犯罪案件相比,来分析生产、销售劣药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区别。同时,针对当前我国生产、销售劣药罪在司法实践上的不足,分析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如结果犯的罪状规定不合理、资格刑的缺位、销售金额的规定司法适用存疑、行政与刑事界定存在困境等等方面的问题均不同程度上导致此罪司法实践不足,使我国《刑法》第142条变成僵尸法条、睡眠法条。最后,针对立法上存在的不足提出立法修改建议,从对本罪法条条文着手,提出包括删除法条“对人体造成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的规定,变此罪结果犯为危险犯,更好的打击犯罪,维护药品市场安全;更换“销售金额”为“货值金额”,使货值金额成为定罪量刑的计算维度;提高罚金的应用额度,以便达到更好的打击犯罪的目的;重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增加本罪的资格刑等方面的建议,完善本罪的立法规制,以期让立法更科学,更合理,能更有效的与司法相统一,为我国的药品安全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