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间，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到高潮阶段。知识精英与国家政府积极探索双方合作的方式与途径，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他们强调以全体民众及整个社会做为施教对象，用教育的手段与方法，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现代国民的培养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为终极目标。社会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改造运动。本文以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为研究对象，在厘清它各项工作的基本情况与特点的基础上，试图以它为切入点，从教育行政、与知识精英的互动及基层民众与社会的反应等多重角度对社会教育整体运行情况进行细致分析，进而对这一时期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的理论模式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北平地区民众馆是直接与基层民众接触的实施机关，既担负着国家层面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与民众动员的职责，也受到知识精英提出的社会教育理论构想的指导与影响。在平市民教馆工作人员中，知识精英对社会教育诸概念“全民性”的再阐释得到认同，乡村教育工作也受到重视，但“政教合一”等主张未能引起热烈反响。在诸有代表性的社会教育理论中，俞庆棠、陈礼江等人因对政府社会教育决策有较强的影响力，他们所倡导的民众教育思想对平市民教馆工作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显著。北平地区教育行政与地方管理体制一直处于不断整合中，但社会教育在教育行政中的地位渐趋稳固，它与中学及小学教育并行，成为现代教育行政与城市管理体制的基本构成。北平因政权的更迭导致地方社会结构和城市空间格局发生变化，民众教育馆的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民众教育馆被界定为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北平地区民教馆这一组织地位的建构，为其发展带来重要契机。1925年，通俗教育馆成立，1932年它依照教部规定改称民众教育馆。1933年，平市社会教育采取分区设馆的空间格局，分别设立四个社会教育区，每区设立民教馆一处。民教馆对区内各民众学校、阅书报处等社教机关负有监督与指导之责。1936年后，随着各区民教馆先后设立，分区设馆的社会教育格局初步形成，民教馆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机关的组织地位日渐加强。　　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内容与范围得到大幅度扩充。本文的叙述以活动形态为主要线索，将民教馆的工作分为常设活动与临时活动两大部分进行叙述。对常设活动的讨论，需兼顾其与同类型活动的共性及特性的考察;对临时活动的叙述，则意在丰富对民教馆及社会教育工作的认识，并凸显民教馆工作发展的潜在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再着重分析文艺、生计、健康、公民、休闲和妇孺等性质不同的活动发展的特点与趋势。北平地区民教馆各项工作的开展，并不是等量并进的。民教馆的常设活动以文艺教育（识字与阅读）、健康教育（民众诊疗所等）、休闲教育（民众俱乐部、民众电影院、民众茶社等）为主。乡村实验区的设立，增强了民教馆在北平地区社会教育力量较为薄弱的城郊乡村地区的影响。而从工作开展的时间顺序来看，文艺教育的发展最早，健康教育与休闲教育的开展相对较晚。民教馆举办的临时活动中，文艺教育仍占有相当的比重。而生计教育、公民教育与家庭教育等工作占优，弥补了常设活动在工作范围与形式上的一些不足，标示着民教馆工作新的增长点所在。　　就教育行政内部的运行情况来看，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与中央及地方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维持了良好的运作与互动。民众教育馆与教育行政等政府职能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也较为忠实的执行了中央教部的行政指令。北平地方行政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疏离，市府、党部、参议会、日本等多种权势机关、群体争夺北平地区的主导权。政局的动荡对民众教育馆影响有限，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了人事的变动，但并未影响民教馆在社会教育内中心地位确立的进程与发展趋向。民教馆经费稳步增长，居于平市诸社会实施机关中较高的水平，且是各社教实施机关经费调整的主要参考标准。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民众教育馆的现代意义与组织地位，突破了党派、地方势力等诸种行政因素的制约，得到了北平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　　中国社会教育社为政学两界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知识精英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各地基层社会教育行政人员是其主要成员，是反映社会教育施教方内部复杂关系的重要个案。北平地区教育馆馆长戚彬如参与了多次年会，这为其提供了一个表达思想与交流经验的机会。以戚彬如为代表的广大基层社教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参与年会讨论加强社教工作信息的交流及增强对具体实践工作的指导。但在知识精英的主导下，年会讨论日渐转向乡村建设及自治，理论性、前瞻性增强的同时，影响了戚彬如等基层社教工作人员参与年会的兴趣，对北平等地基层社会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减弱。　　结合社会教育理论与北平城市特点，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以“平民”或“贫民”为重点施教对象。他们大多从事铺伙、学徒等职业，居住在城厢及四郊乡村地区。民教馆职员综合素质较高，采取劝导、表证、调查、强迫等多种方法动员民众，对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地位有所认识，并尝试借助士绅力量推动民教馆工作的开展。精英阶层提出以“政教合一”的组织模式，因与北平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相冲突而未获推行。民众教育馆对北平民众生活的影响大多停留在表层，对北平社会结构认识有限。　　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中的成效与不足都是比较明确的，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在社会教育行政体制内的组织地位有所提升，工作内容大幅扩充，与各阶层民众与团体的互动日渐增多，但却并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其现代国民培养与社会改造的理论预期。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本上是由其理论模式的局限决定的。1928-1937年间，社会教育理论体系是在现代化语境内产生的救国思想，它建立在对民众“愚穷弱私”、社会“一盘散沙”的简单的、符号化的标签之上。社会教育倡导者充分肯定了自身理论观念的价值和意义，采取了“先觉觉后觉”的俯视态度，认定社会教育无法深入基层是由于民众的“愚昧”和“劣绅”的阻挠。他们未能意识到自身理论的局限，难以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民众和基层社会，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摒除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寻找到社会无需依靠革命与政治行政权力而缓和、渐进的完成其现代化转型的方式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