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抗战以前周作人散文写作中的反抗性特征。从1930年代开始,周作人就被认为是闲适派散文的代表作家。然而周氏本人对此并不认同。在周作人,文学固然是“不革命”,但同时也还是“反抗的”。离开这一“反抗”的特性而大谈文学的“趣味”或“平淡”、“闲适”,势必将其拉向文学消遣的层面。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表述,这与五四“启蒙”视野下的文学思想构成不同的价值指向：在五四“启蒙”的叙事逻辑中,有关“人”的叙事被纳入到了国家、民族的整体价值之中；而在周作人,他对“人”的关注,则出于其对“人类正当生活”的主张,即对现代文明进程的总体关怀。从对“人类正当生活”的主张出发,他进而倡导一种“生活之艺术”。在这里,“艺术”并不仅仅是指文学、绘画、音乐等诸种艺术门类、知识,而更是指一种“礼”,即社会秩序,旨在以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来“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周作人的散文写作,无论1920年代的美文,或者1930年代的笔记体散文,其总体上的文化倾向即在于此：在追求“人类正当生活”的过程中,周既反对禁欲,从而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道学思想展开批评。这一脉的思想表述,以早期的《思想革命》等论文,以及1930年代所着力撰写的部分笔记体散文为核心；同时也反对纵欲,因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兽性的遗留”的部分——如缠足、阉割、嗜杀等——抱有一种警惕,而这,也正是他早期美文写作,以及后来部分笔记体写作的文化指向之所在。而在“美文”与“笔记体散文”之间,他还写有为数不少的“时事之文”。在这些文章中,为作者所关心者,并非某一件单独的“事”,而还透过时事,看到了“事”后之“理”,即思想问题,因而仍然与“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纠结在一起。由是观之,周作人散文写作中的“反抗”特性,具有双重的内涵：它既指向中国传统的礼教,以及在此一礼教笼罩下的人的生活；同时也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物的文明,以及以此为核心的别一种偏枯的生活。在这种种反抗的背后,周的目的,则是要以“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来“建造中国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