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生产体制与人格形象两个方面研究1979—1993年的中国电视剧,同时讨论到电视剧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这期间,随着改革的进程,革命理想主义在国家政治中迅速退场,现代化理想很快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对电视职能、电视剧生产体制、电视剧改编、电视剧中的人格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电视职能来说,电视在宣传工具身份之外,经济工具身份日益明朗,这使得电视的娱乐工具一面越来越为经济工具一面服务,这种变化影响到电视剧的生产体制。电视剧生产体制是国家政治与支配电视剧生产的其它因素冲突及冲突克服的结果。这些因素中重要的是电视台的经济利益和现代化思潮(经从业人员、观众发挥作用),这两者与变化中的国家政治的关系决定了电视剧生产体制几个方面——题材规划、制作流通体制、审查制度、评奖制度——的结构形态和运行后果。就题材规划制度来说,最终稳定下来的基本结构形态是把电视剧题材规划分为“主旋律”与“多样化”两种规划类型,“主旋律”题材电视剧承担国家政治宣传和建构政治认同的职责,“多样化”题材电视剧(通俗剧、娱乐剧)进入商品市场为生产方单位和播出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就制作流通体制来说,最终是室内剧制作模式与市场化流通体制相配合。就审查制度来说,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促成审查制度法规化。评奖制度提供了制造明星身份的“地盘”,为电视剧领域成为“名利场”充当助产士。电视剧生产体制总的运行后果是为电视剧利润角逐开辟了道路。电视剧改编给“文学插上翅膀”的同时,在电视剧生产体制运行当中对文学原料进行加工。文中选取了代表不同阶段的四个案例来观测国家政治与现代化思潮制约下的电视剧生产。电视剧人格形象是按“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的规则进行编码,人格形象在从“问题青年到理想重建”、“从改革家到资本家”的变迁中为“资本化人格”的形成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