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份近现代报刊,《大公报》引发了包括新闻界、政府官方、文化界等各方的持续性关注,由此形成了值得研究的新闻职业现象。而正是围绕着中国这样一份报纸形成的“文化”现象,触发了笔者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也构成了写作本论文的动机、逻辑起点、分析框架和方法。本论文从新闻职业共同体角度切入,在考察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复杂关系中探究了新记《大公报》的职业意识表现手段及其形式。如此做法,为从媒介功能、职业角色、职业理念与追求等职业意识层面研究《大公报》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具体而言,这篇论文主要关注《大公报》一直以来所讲述的有关自身的职业故事、新闻同行讲述的有关《大公报》的职业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被讲述的具体方式。笔者在描述《大公报》相关故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讲述有关中国新闻界的故事,讲述他们对自己职业和身份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讨论了中国新闻共同体中《大公报》的职业意识,主要观点是《大公报》职业意识论述在中国新闻职业过渡时代充当了新闻共同体形成的话语资源。该报通过一系列的新闻实践和话语展示在重塑自身及新闻共同体职业形象的同时,将自己的新闻职业意识(职业理念、职业形象、职业权威感、职业角色和身份认知)成功地进行了“符号”化并转化为这一职业群体共享的象征性符号。由此也在当代成为中国新闻职业的“集体记忆’通过考察新闻共同体与职业意识的互动关系,从传播的“仪式观”关照作为一种职业现象的新记《大公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报与现当代中国新闻界及各方的复杂关系,是换一个视角研究《大公报》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