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关乎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时也涉及诉讼主体的私人利益保护问题,互惠原则为平等的国家主体之间承认与执行他国的判决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术界关于互惠原则存废与否的话题争论不休,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下,判决的跨国流动仍然需要互惠原则作为重要支撑,冒进地放弃互惠时机尚不成熟,可能会对司法主权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需要国家间判决的自由流动。2019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提出采取推定互惠的司法态度,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此举在我国先前保守的互惠态度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南宁声明发布对东盟各国采取较为宽松的推定互惠的基础上,使推定互惠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然而我国关于互惠原则的立法还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明、外国法查明配套措施不完善、互惠例外范围有限等问题亟待解决,而且在政策生效后可能出现新挑战,都要求对互惠原则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转变适用理念,加快相关立法和配套措施的完善,以期促进判决的跨国流动。本文首先从分析互惠原则的基础理论出发,探讨了当前世界范围内互惠原则适用中采取的不同认定模式,其后对中国当前国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综合分析,剖析提出互惠原则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适用时存在的问题,然后以选取的国外代表国家为例,探究国外承认与执行领域中互惠原则的立法模式和司法案例,分析是否存在中国可借鉴的经验,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提出促进全球性公约的拟定、完善互惠原则的立法、增强外国法查明的配套措施以及开展多层次互惠适用模式的策略,以求改善互惠原则在中国适用的困境,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提供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