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重视的问题,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经过三个五年规划的不懈努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能效持续提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绿色驱动发展取得一定效果。作为绿色驱动发展战略的动力与源泉,绿色技术在推进我国绿色驱动发展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小到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绿色技术的支撑。因此,绿色技术创新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的绿色驱动发展水平状况,其发展效率也影响着我国的绿色驱动发展水平。同时,影响着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各种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8-2019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差异以及其驱动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差异和相关因素影响情况有一个基本认识,并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在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差异时,引入了可计算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并借助Malmquist指数以及Moran’I指数等分析其时空演化情况,进一步,构造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各驱动因素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整体上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区域发展分异较为明显,东部整体上处于一个高位状态,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从时序演化角度来看,大多数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上都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但推动其改善的方式不同,东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中部则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西部两者都较弱;从空间演化来看,整体上空间差异在缩小,但是也出现区域集聚现象,呈现高高、低低集聚。从发展状态来看,大多数的省份都处于“低-低-低”的发展状态之中,即由于投入强度小导致后期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与效率低,存在投入强度不足的问题。作为理想发展状态“低-高-高”的天津市也因为其投入结构与效率变化情况可能存在着人员与资金投入冗余问题。从各驱动因素来看,不同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在不同矩阵条件下相关结果差异不大。其中:环境规制存在着异质性,政府创新支持存在正向效应但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人力资本也都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但只有人力资本在地理矩阵条件下才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且在地理矩阵条件下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以及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