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传《诗》者主要有四家，其中鲁、齐、韩合称三家《诗》，其文本、诗说皆已亡佚。不过，南宋王应麟就已开始辑佚三家《诗》，清代学者更是多方搜罗，熹平《石经·鲁诗》残石也时有发现，所以三家《诗》文本、诗说的面貌还是略可得见的。三家《诗》的材料除了可用于《诗经》的校勘、训诂、意旨把握外，更有经学史、文化史研究的意义，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清代学者虽然作了大量的三家《诗》研究工作，但由于过分强调今古文经学的区别、师法和家法的绝对性、三家《诗》之间的同一性，其研究也就不见得客观，也就有必要重新考察三家《诗》的有关问题。 《诗经》的一些篇章在春秋前期已开始流传，其成编主要得力于太师的教学，不过其可能经过两次甚至多次编订。春秋时期，《诗经》主要应用于乐工在各种礼仪场合的演奏中和列国公卿的聘问中。春秋末期，孔子以《诗》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于是其成为儒家递相传习的典籍。但儒家之外，战国各家也多传习。秦始皇“焚书坑儒”，禁语《诗》、《书》，《诗经》的流传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其仍在各地以一种地下的方式传播，主要是口耳相传，因而到汉代，由于其流传区域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诗》本。 把出土资料、先秦传世文献所引诗句与汉代四家《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战国时期到汉初，《诗经》文本基本稳定，四家《诗》的文本来源是相同的。四家《诗》的异文，一部分来自先汉，也有一部分为汉代的产物。汉代四家《诗》分派应该主要在战国晚期至汉初这一段时间，差异也可能主要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四家《诗》的文本，应该是在汉惠帝解除“挟书律”后，由讽颂转化而成的。在转化的过程中，并进行了一定的整理。 对《诗经》词句、诗意的解释和时代、作者的明确，在春秋列国公卿引诗时已有所注意，孔子、孟子、荀子在《诗经》研究的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还有不少知名、不知名的学者致力于《诗经》词句的研究。汉代四家《诗》继承了先秦的研究成果，虽然对具体材料的取舍不同，但继承方式却是相同的，即皆采取照抄、照搬的形式，说明汉代四家《诗》诗说有不少是在汉代拼凑而成的。当然，其诗说可能有一部分传自先师，但数量不多，主要是训诂材料。而先师，大致可以断定为秦朝不知名的儒者，但各家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往往附会其学传自子夏、荀子之类的名儒，实际为不实之词。 三家《诗》与《毛诗》在文本上有差异，这差异表现在篇题、篇次、章次、句数、语序、字数、用字上，而尤以用字的差异大。而用字上的差异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诵读外，师承、记录、文字演变、流传、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等也是使其致异的主要原因。再从分卷、篇数、章数上来看，四家《诗》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有差异的几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形式上的，其所表达的意义却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有，也不大。所以，三家《诗》的文本面貌和《毛诗》应该是大体相同的，在文本上没有显著的今文、古文之分。 三家《诗》诗说虽然残缺，但就所使用的一些理论范畴来看，也有建立其侄释系统的努力。《鲁诗》有“四始”说，实际是对《诗》依内容进行了分类:《齐诗》翼氏学有“五际”说，则把《诗》篇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由周代的政治兴废来对二《雅》内容进行把握;翼氏学又有“诗之为学，情性而己”的说法，虽也与阴阳五行不无关系，但其的提出也是由对《诗》篇情性内容的认识分不开。 把三家《诗》与《毛诗》比较，四家在训话上虽有异同，但训话水平大致接近;在义理发挥方面，四家皆以美刺言《诗》、以事证《诗》，但其中又有差异，四家对具体 《诗》篇所定美刺之旨有别，对具体《诗》篇认定的时代、作者也有差别。并且，在以事证《诗》方面，三家“采杂说”的倾向比较突出，而《韩诗》尤其突出;《毛诗》则《诗》中求史的倾向明显。 就四家与阴阳五行、俄纬的关系来说，四家皆有以阴阳五行观念释《诗》之例，而俄纬盛行后，四家学者也多受其影响，但比较而言，《齐诗》与阴阳五行、徽纬之关系较为密切。 四家说《诗》特点，简要说来，《毛诗》《诗》中求史，且系统完善;《鲁诗》说《诗》近于质实;《齐诗》与阴阳五行关系密切，且以地理、风俗说《诗》;《韩诗》多“采杂说”，善“推诗之意”o 由三家《诗》的学者数量来看，西汉时期，《鲁诗》传播较盛，但从不同时期学者数量的变化来说，其在三家中的传播优势主要在文帝到宣帝时。宣成之世，则《齐诗》崛起。《韩诗》的传播也在西汉后期逐渐转盛。于是，在西汉后期实际上形成了三家竞丽的局面。东汉时期，整体上，《韩诗》传播占优。但在前期，三家的传播都较盛。不过，东汉中后期齐、鲁两家逐渐衰落，而《韩诗》仍保持较好的传播态势。.就三家《诗》的传播区域来看，都有从其创始人之地逐渐扩张的特点，但具体来说， 《鲁诗》鲁人研习者较多，《齐诗》齐人研习者较多。不过，以鲁学、齐学涵盖《鲁诗》、《齐诗》的传播不见得行得通。鲁人也有习《齐诗》与《韩诗》者，齐人也有习《鲁诗》与《韩诗》者，且数量比较多。 三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