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两条交错并行的线索展示了台湾白话文运动发生之前的日本殖民者和台湾知识分子双方投射于语言文字之上的复杂思考,以期摸索和爬梳台湾白话文之肇始的“内部”驱力所在,对1920年代台湾白话文之发生进行一次再考察。在理顺殖民者一方的思考脉络时,本文一方面对“国语”是如何确立在殖民地台湾的“同化”手段的正统性的过程进行了考查,也同时着重关注了日本殖民者内部的“国语”教育观念的差异性,对于这些观念出现的先后顺序及其互相碰撞的过程作了“共时性+历时性”的梳理,以期理解和完整把握台湾白话文之发生“前夜”殖民者们的思考回路及其动态变化过程。而也正是通过对于其思考回路的“变”的一面的考察,我们才得以以此为线索,更为明晰地勾勒出殖民与被殖民双方之间的或“良性”或“恶性”的彼此“作用及反作用”互动过程。而在被殖民一方的线索脉络里,本文则有意地以“汉民族意识”这一概念粘合了“重写台湾文学史”思潮兴起之后在台湾学者的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分裂,试图从“摄取近代化”与成全“汉民族意识”的角度出发,厘清台湾的白话文运动发生之前的台湾“传统文人”和倡导台湾白话文/新文学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在语文诉求上的思考的“连续性”,并同时通过对倡导台湾白话文的核心论争文章的梳理,在注重“连续性”的同时,不忘其思考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与在探讨殖民者一方时着重关注其“变”的一面相对,本文在对于被殖民者一方的研究中,则更为关心其在语文问题之上投射的种种思考中最为核心、始终存在的那些“不变”的部分。通过这种对于“连续性”的探讨,本文有意既不囿于大陆研究中那种偏于传统的、着重强调大陆“五四”新文学/白话文运动对于台湾白话文之发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研究范式,又对台湾学界甚嚣尘上的“本土论”/“文化台独”的文化分裂主义思潮抱持充分的警惕。在对这“变”与“不变”的两条线索的探讨之下,“台湾白话文之发生”这一研究课题的内部空间得以被重新打开,其复杂性也逐渐显露出来。而同时,当将这“两条线索”被叙述为“一个故事”,基于意识形态对立下的价值判断之外的、某种“重写台湾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也随之浮现,使得对“1920年代台湾白话文之发生”的再考察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