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主要研究不同源的、或虽同源但已分化的语言相互接触而引发的语言变化规律。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词汇的借用。从词汇角度说，整个英语史就是一部词汇借用史。英语在其1500多年的变迁过程中，共计吸纳了120多种语言的词汇。它从几个日耳曼部族的语言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成为“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英语借词的来源，非常广泛，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汉语。由于是小宗词源，英语中的汉语借词，虽然早在19世纪晚期语言学家就开始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起色和改观，代表性研究有Chan&Kwok（1985）的香港词汇研究、美国学者Garland Cannon（1987；1988）的汉语词汇研究，以及大陆学者汪榕培（1986；2001；2002）先生的“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但繁华的背后，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量”的问题：英语里到底有多少汉语借词？二是“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借词？有怎样的规律？本论文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以已有语料和自建语料为基础，整合已有的借词理论，采用理论研究和语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借词的整个“动态”过程为“纲”，以借词的分类为“目”，以语言、社会、文化等因素为切入“点”，以借词语料为支撑“面”，做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语言接触研究，既讲接触，也讲影响，换言之，就是过程、结果两者都要兼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借词“动态过程论”的构想，将借词研究的外延扩大，保留传统的“词典借词”研究，增加“前借词”和“后造词”的研究。这样，借词研究，就分成了三个阶段，从而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形成系统的、分层的认识。前借词，是指“临时借用”的翻译词汇；后造词，是指英语、汉语或英汉语混合而“新造”的词汇，两者都是“新词”，通常情况下，不能视同“借词”，但随着接触的深入，时间的推移，它们却有可能转化为“借词”。从借词角度看，前借词阶段的音译和仿译方法，有利于“新词”向“借词”转化；后造词阶段的“新造词”，特别是英语新造词，由于舍弃了汉语的形式，看不到汉语的“源模”，因而，相比之下，难成借词，一般词典不予收录，收录了也不注明词源，总体说来，数量有限，难以统计。语言的发展和演变，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一些非语言因素，如政治因素、科技因素等，借助现代快捷的传媒，可穿越时空，让“新词”一举成为“借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词典借词，顾名思义，就是被一般英语词典收录了的汉语借词，处于借用过程的“借入”阶段。根据其语素和构式的存无，可细分为音译借词、混合借词和义借词三种。音译借词的数量，大致有三、四百个，从时间上看，16世纪之前的很少，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总体呈增长趋势；从语义上看，多为饮食、艺术、动植物、政治等词汇；从拼法上看，普通话拼音词汇最多，以后依次是威妥玛拼音、粤语拼音、威妥玛之前的拉丁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洋泾浜英语的借用方式，和普通的借词方式不同，其特点是“结构借用”比较突出；借词有直接借词和间接借词两种。间接借词中，以“日媒词”贡献最大，有200多个。由于词源考证复杂，尚待深入研究。混合借词有派生和复合两种方式，通过派生方式产生的汉语借词大约有100个；通过复合方式产生的大约800个，其中音译义注词有几十个，描写词有700多个。音译义注词通常为单个英语词汇，说明其前面音译词的语义类别。描写词是一种最便捷、最经济、最易懂的借词的方式，因此，在整个借词中所占的比例也最大。义借词有引申和仿译两种类型。词义发生引申，有时是因为语音相似，有时是因为语义相似，这类汉语借词数量有限，加之表现形式为“旧词添新义”，因而其“借词”身份常遭质疑。仿译由于英汉词形同构、语素对应，易于“依瓢画葫芦”，所以，这类借词越来越多，英语里大致有100多个，并且呈强劲增长趋势。译借词的构成方式，以两个或三个词为主，一个或四个词为辅。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反映现代中国风貌。接触语言学认为，借用成分、借用数量跟语言接触的强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借词数量和接触强度成正比。偶然的接触，一般只借用实义词——通常是名词，也有一些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但没有结构上的借用。高强度的接触，既有词汇借用，也有结构借用。对照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经受住了检验。汉语和英语接触，18世纪之前，总体程度不高，因而借词也不多；到了19、20两个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接触越发频繁，借词也随之增多，但增长方式不同，音译借词是“递增”式发展，而仿译借词是“倍增”式发展，且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词汇，不像音译借词多为中国“土产”、“古董”等。地域方面，广东、香港、福建、上海等地，语言接触时间较早、较长、较强，因而，借词中，出现了粤语拼音、闽南语拼音以及洋泾浜英语等。整体上看，英语对汉语的借用，主要是以词汇为主，音译借词多为“命名”之需；结构上的借用较少，主要体现在仿译词和洋泾浜英语的短句上。英汉语间的接触强度，介于“偶然接触”和“强度不高的接触”之间。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它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如汉语英译、词汇教学、词典编纂、二语习得、语言规划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借词角度看，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音译和仿译的翻译方法，会给汉语词汇提供更多“接触”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汉语词汇走入英语。这些汉语词汇，特别是文化词汇，一旦成为借词，也便成了文化符号和文化“使者”。它们架构起中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桥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