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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分权化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掌控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和控制能力日益强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土地的资本属性日益显化,土地资产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可以掌控的重要资源之一。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储备制度将无偿使用的土地通过一定的程序推向市场,维护政府的利益不会流失,成为一项衔接土地有偿使用和无偿使用的制度供给。随着经营城市理念的逐渐渗入,土地储备制度成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土地,获取更多土地收益的重要工具,它对土地出让和开发行为的影响直接而深刻。本文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土地制度是一种对城市空间产生深刻影响的内在因素,因此本文选择土地储备制度作为突破口,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变迁理论和产权理论)和城市土地利用研究结合起来,尝试发现城市空间表象背后的制度诱因。
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产权理论出发,结合对目前国内土地储备实践的总结,建立在土地储备制度影响下,城市土地出让与开发——城市空间效应的理论假设。
㈡将南京作为实证对象,考察南京市施行土地储备制度在城市空间上的表现,并对制度绩效进行评估。对南京的实证基于笔者建立的储备土地空间数据库,分为“整体情况——地区案例分析+地块案例分析”两个层次。在第一层次,通过分析南京市储备土地的总体空间分布、用地规划功能和出让情况,发现土地储备制度对南京城市空间存有双重影响:在内城区以小地块商业、办公开发来实现城市空间功能更新,在主城区其他地区则通过较大地块的居住开发影响城市空间扩展。在第二层次,本文对土地储备制度“扩大土地增量”和“调整土地存量”的城市空间效应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对地区案例和地块岸案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土地储备在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和拓展方面同时起着正、负两种作用:正面的空间效应显示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可以有效推动城市功能空间的更新、协助实施高难度的旧城改造项目、促进新城建设、在保障政府土地收益方面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负面的空间效应显示实施土地储备制度的逐利倾向也造成粗放投入和过量供地,城市建设分头出击,四面开花等“失效”作用,甚至在旧城环境治理中为了减少投入,采取项目捆绑的运作模式,出现与实施制度初衷相违背的行为。
㈢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南京土地储备制度绩效不显的原因。从制度建立的宏观制度环境出发,分析地方政府和用地者各自的利益格局变迁以及相对应的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储备制度绩效不显的表面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同时具备“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一些出于“公共利益”的行为隐含着自身对经营性利益的诉求,而根源则在于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使得合理分配土地收益缺乏有效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这是造成社会和土地使用者对政府“经营者”角色缺乏约束的重要因素,成为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制度下难以平衡“管理者”和“经营者”角色的病根。
㈣提出了若干提高土地储备制度绩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