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机会不平等、福利、城市规模角度,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与2000年相比,城市人口规模基本上维持着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东部地区高高集聚的总体特征。而从流动人口来看,中西部地区作为主要的人口净流出地,2010年比2000年低低集聚的区域有所扩大。　　第二,迁移对四类主观机会不平等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将迁移者和农村居民进行对照后发现,迁移者升学机会不平等指数显著低于未迁移者。同时,当考虑个体异质性影响,采用线性异质性模型进行估计时,结果表明迁移者认为半可控因素对成功的重要性,低于未迁移者的判断。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表明,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城市绝对不平等程度均值较低,省级层面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均值更高。　　第三,考虑个体异质性后研究发现,迁移变量显著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市外迁移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是市内迁移对居民收入并无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人力资本外部性。同样,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是移民收入增长的关键。　　第四,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主观幸福感,未获取户籍迁移者主观幸福感降低。非线性假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未获取户籍的迁移者主观幸福感更低并不能被迁移行为本身所解释,而是缺失所在城市户籍身份导致迁移者幸福感“流失”。　　第五,市外迁移显著降低迁移者的福利水平,而市内迁移显著增加迁移者的福利水平,但是迁移变量和倾向得分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非线性模型下个体异质性对估计结果并无显著影响。　　第六,绝对机会不平等、相对机会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即机会不平等程度先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然后到达极值点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小。绝对机会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倒 U型曲线的顶点处,人口规模约为659万人;城市规模与相对机会不平等倒U型曲线顶点处,人口规模约为702万人。　　第七,微观个体幸福感与城市规模呈现U型关系,当其他条件一致,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左右时,个体幸福感最低。从迁移空间选择的个人和集体理性角度出发,我国大城市的外省移民在空间选择上存在明显的个人非理性、集体非理性的现象。　　第八,城市规模与福利水平呈倒U型关系,倒U型曲线顶点处,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为700万人。从福利的客观集体理性角度出发,我国城市新移民在空间选择上同样存在明显的客观非理性现象。　　第九,从福利角度出发,市辖区人口超过300万,城市常住人口低于700万的城市适宜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