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演变成为全球大危机的背景下,以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答记者问文本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组织的答记者问文本为语料,基于疫情在中美两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运用趋近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分析了中美两国在面临突发卫生事件时所采用的趋近策略,旨在探究双方语料上的差异,揭露健康话语中易被忽视的隐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丰富健康话语研究内涵,扩展趋近化理论的实用范畴。同时,本研究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运用批评认知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研究方法,以进一步实现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发现,中美双方分别由第一阶段的SAT和STA话语模式向第二阶段的STA模式转变,来降低民众对于外部威胁的恐慌,帮助国内民众建立抗击疫情的信心,并解决新冠疫情在国内造成的危机。中美双方健康话语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趋近化策略增长趋势同外部实体威胁的增长趋势相同并以空间趋近策略为主。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中方外部实体威胁降低,趋近策略也随之减少。美方外部实体威胁上升,趋近策略随之增加。由此证实,话语中的趋近化策略会明显增加以应对外部实体对内部实体产生的威胁并实现最终的话语目的。中美健康话语的趋近化分析表明,其差异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中方健康话语相对更具有客观性,而美方话语则略带有歧视色彩和偏见。在空间趋近化中,中方健康话语客观区分内部实体和外部实体阵营,全力对抗外部实体的威胁。但不同的是,美方话语将中国话语中属于内部实体范畴的词汇划分为外部实体阵营,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次,在时间趋近化中,中方话语更多地关注现在和未来的转变,表明发言人善于反省并解决问题以争取未来积极的结果。而美方话语则习惯于采用不同的时态来揭示来自外部实体的趋近威胁。第三,中方话语呈现自下而上的主动性,而美国话语则相反。对于中方话语来说,无论内部实体积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是外部实体消极价值观都呈现给听众,来确保他们的主动权。但是这在美国的话语中却很难体现,这是因为美方话语主要向民众强调政府和国家的积极态度。建立和完善良好的应急健康话语体系需要多方合力。面临突发卫生事件时,在领导和专家及时有效地整合信息源的努力下,媒体发言人利用空间趋近策略、时间趋近策略和价值趋近策略向公众客观传递权威信息,公众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制定合理对策以应对潜在的威胁,所有这些必要的过程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构建有效的应急卫生话语体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