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性质、目标和任务。经济理论界关于这些目标和任务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选择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代理等的一般分析方面,而对中国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专门分析尚不多见。国有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机制、如何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涉及到社会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关系到我国体制转轨能不能使公司运作达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对国有企业治理低效的原因以及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一些关键性结论进行经验性的实证检验。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选择的研究大多是沿着“引进”、“移植”的路径来展开的,这些研究通过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机制的评论提出了我国公司治理机制应如何的选择建议。本文的研究将指出,对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不能忽视制度环境的约束作用,强调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会决定公司治理的多样性并决定公司治理机制的个性化,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在“引进”和“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基于这样的分析理路,本文尝试性地将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纳入制度环境约束的框架之内,通过对当前制度环境下的国有企业治理低效原因的分析对现有治理机制治理的作用展开检验,从而对国有企业有效治理机制的选择进行理论描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首先论述了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机制选择约束的作用机理,然后从制度环境的视角切入,运用相关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低效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表明:国有产权主体的缺位是导致国有企业“二级委托代理问题”的主因,而“一股独大”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以及“政策性负担”等问题则是这种状况的表现形式,“一股独大”以及国有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是制度环境约束的产物,它们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治理低效的关键性解释变量,最关键性的解释变量应该是制度环境约束。围绕制度环境约束,本文着重分析了以下两个问题并得出与此相关的结论:1.国有企业治理低效的根源在于对国有产权外部代理人治理的失效;2.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针对国有产权外部代理人设计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针对国有企业中的现有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本文在理论研究上依旧从制度环境的视角切入,对各种治理机制的理想环境与现实制度环境、最优结构与现状等进行了比较分析,论述了其治理作用过程并提出了相关的推论和假设。本文重点分析了接管、代理权竞争、董事会等治理机制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在当前的制度环境约束下,接管机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治理中可依赖的机制,而代理权竞争机制在当前的国有企业治理中治理作用并不明显,只有在制度环境容许的范围内适当地对制度进行变革,它才有可能成为对内部代理人治理的有效机制,而当前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机制侧重对内部代理人治理的方式,在忽视制度环境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的内部制衡。同样,本文也依据制度环境的约束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外部约束等问题。在实证研究上,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董事会、股权结构、融资结构以及管理报酬机制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作用,并对一些反常的检验结果进行了理论解释。实证检验揭示: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与国有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之间不相关,董事会治理机制在当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治理作用极为有限;国有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量与公司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股权结构是当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机制,“一股独大”使得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但国有企业治理不必为了实现股权制衡而刻意降低国有股比例。分析还表明,债务融资率与公司市场价值之间负相关,当前国有企业中的融资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治理问题,其治理功能得不到体现;高管薪酬与公司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市场价值不相关,所有这些都说明管理报酬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选择和构建了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促进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