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涉及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国家对公民行为的管理边界、公共治理的宪政维度、政治现代化与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冲突等诸多两难问题。 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村1949年以前的历史积淀已经被涤荡一清，国家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整合。全民动员、政治挂帅、集体第一是毛泽东时代乡村政治动员的特点。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政治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农补工的国家战略，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巩固了新生政权的稳定，但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模式压抑了社会成员的个性和能动性，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色彩，最终导致动员流于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走向瓦解，农村权力资源从集体垄断转变为多元配置。村民委员会对个人的组织性趋于软性和松散，农民间的传统联系网络日渐松弛，农民原子化现象突出，使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从政权性转向自治性，个人对自治组织也失去了往日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国家层面的体制内的强制性政治动员能力减弱，不得不转而依靠以面子、人情为基础、乡村精英为核心的自发的主动体制外动员。 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乡村动员则应坚持自下而上的草根原则，积极发挥农民主体的作用，减少“政府动员型”管理行为。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设一个相对稳定的、低运作成本的对话管道乃是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