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营改增”的深入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当今社会的使用日渐频繁,由此引发的涉税问题也日益增多。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当涉税问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和判断便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在德令哈慧通公司诉海西州国税局处罚案、万鑫公司诉沈阳市国税局第二稽查局处罚案、西北公司诉朔城区国税局稽查局处罚案、油料公司诉北京顺义区国税局处罚案中,有关税务诉讼证明标准、偷税的认定等法律问题就备受争议。其中,德令哈慧通公司诉海西州国税局处罚案比较典型。该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德令哈慧通公司是否与明珠公司和怡盛公司存在真实交易。税务机关以“三流一致”为检查方法发现双方存在物流信息不明、资金结转异常的问题,并由此顺藤摸瓜,结合各类核心证据证实了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其二,德令哈慧通公司是否是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国税总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可知,德令哈慧通公司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不是善意受票人。其三,德令哈慧通公司是否应被认定为偷税。由于该公司同时符合虚假纳税申报和偷税主观故意的构成要件,故应当定性为偷税。该案的三个事实争议均牵扯到证据问题,间接暴露出了我国税务诉讼中证明标准适用的不规范和因此产生的多种隐患,主要包括:税收执法实践与税务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不一致,法院对税务案件的证据审查流于形式,混同证据证明力的优势与证据量的优势。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司法效率,保障税收执法公平与司法公信力,有必要确立我国税务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明确法院在适用证明标准时要考量的因素,完善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建立专门税务法庭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