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一直是全世界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几十年来,隐喻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之中。我们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体系从根本上说也存在隐喻。因此,政治语言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存在隐喻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已经对隐喻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两本闻名于世的著作《修辞学》和《诗学》标志着对隐喻的系统性研究的开始。在这两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这样描写道：“隐喻是引领我们学习的优美词汇”,“掌握隐喻是天才的象征”(Aristotle,1954:22)。然而,亚里士多德只是将隐喻界定为一种起到美化语言作用的修辞格,而低估了隐喻的其他意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伴随着《修辞哲学》的出版,作为认知语言学先驱的Richard强调“思想的隐喻性”,并称“离开隐喻,我们甚至无法理解普通语篇里的三个句子”(Richard,1936:94)。而Lakoff和Johnson将隐喻研究推向了更高峰。伴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发表,隐喻研究翻开了新的篇章,实现了从修辞作用的研究到隐喻认知功能的研究的飞跃。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世界的语言学家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出发研究隐喻(Honeck & Hoffman,1980；Lakoff & Turner,1989),但是其中对政治语篇中的隐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还比较少,对不同国度政治语篇中隐喻的对比性研究就更少了。政治语篇通常既非常抽象又很难理解。由于政治语篇渗透着意识形态,因此政治语篇当中的隐喻自然而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隐喻使用者通过人为地建立相似性和关联性,把对始源域的经验和看法转嫁到目标域上,体现了他们自己的或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受众的价值观念,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环境。政治语篇中的隐喻不是对世界做客观的说明,而是政治偏见的反映,通过对受众理解和感知的影响,操纵读者或听众的意识形态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提高对政治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敏感程度,才能引导我们对政治语篇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公开讲话材料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他们在概念隐喻使用中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以期发现概念隐喻在中美政治语篇中的作用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结果表明：中美领导人语料中的共同概念隐喻有：旅途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和家庭隐喻；圆圈隐喻是中国语料所特有的,而宗教隐喻是美国语料所特有的；虽然中美领导人语料存在一些共同的概念隐喻,但具体内容却有很大不同。其隐喻表达的相同之处在于人类相似的体验和对世界的认知,而不同之处在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同取向。此外,在对比研究概念隐喻时,作者发现隐喻在构建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强大作用,中美两国历任国家领导人都喜欢运用大量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立场,都喜欢运用人们所熟悉的概念映射抽象的、陌生的政治概念,以达到说服、感染和激励民众的目的。本研究有助于增进中国学生对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同时研究结果对政治语篇的翻译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英语教学尤其是英语词汇教学方面,通过增进学生对概念隐喻的深入了解,有助于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英语词汇记忆方法和理解英语这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