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天津的佛教寺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地位、影响力，都取得了前代无法比肩的成就，这与天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有很大关系:靠近京城的地理优势，漕运、海运、盐业的繁荣，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地位的提升，而这些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息息相关的社会存在实体——寺院的发展。　　同时，在整个佛教逐渐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天津的佛教寺院为了求得生存的空间，其世俗化的倾向愈加明显，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不断强化。　　首先是天津佛教寺院和与之接触最为频繁的下层民间社会百姓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比较和谐的态势，由于争夺社会资源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几乎没有发生，反而有较多的协调合作，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天津的地方社会秩序。其次是寺院与上层士大夫之间的联系，随着禅悦之风的盛行和商品经济带动下的旅游之习的风靡，处在京城周边和漕运、海运渡口的天津佛教寺院吸引了大量士绅大夫，他们的到来给寺院带来了香火的兴旺和名声的提升，却也致使禅悦之风愈演愈烈和传统官僚体制运行的不畅。最后，天津的佛教寺院也大受皇帝为首的皇室之青睐，他们频繁的巡幸、敕修、赏赐，不仅给寺院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大大提高了其地位。此外，统治者也借助于此比较成功的实现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但是，这种过度的关注，却也造成了大量民力、财力的消耗，亦导致了怠政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