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制度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我国农村治理的新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推广和实践,已在我国广大农村得到广泛普及,在农村治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对维持农村秩序和促进农村发展成效显著。但是,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政策和国家权力运动式推进的一种治理模式,被受传统文化束缚、民主基因缺乏、经济发展落后的广大农村所统一、高效的接受和执行,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存在许多有悖自治理念的问题。公权力的不适当干预、村内“两委”的矛盾冲突、经济基础薄弱造成的村自治能力的不足、利益驱使产生的自治权力的膨胀等问题,一直存在于二十多年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从法治的视角来看,村民自治遇到的困境是与我国目前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有直接关系的,完善相关法律首先要求有充分的理论基础。本文从村民自治的概念和村民自治的背景入手,分析村民自治与民主政治、党的领导、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不应被放大来看,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的出发点应该立足于农村现实、保障农民权益、惠及广大群众,而不是强调其对我国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村民自治要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要依法明确范围,同时遵循权力运行规律;村民自治需要政府的法治行政,即建立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有责政府,行政干预退出农村,而将行政作用的重点放在为农村提供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上。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村民自治的本质是村民自治是国家权力引导与村民自主选择的统一,是治理行为合法化与自治方式的多元化的统一,是法对自治问题的强制性与宽容性的统一,对目前相对统一的选举模式提出质疑,认为村民自治应该在合法的前提下体现多样化。最后对村民自治的法治规范提出了部分构想:立法重心的重新定位,建议把立法重心从目前的民主选举转移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上来,摈除形式主义色彩,为村民自治权的发挥提供更实质的保障。充分发挥传统治理资源的作用,指出在对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进行充分审查、确保其体现民意和内容合法的基础上,突出其对农村治理的作用。司法的基础性保障,强调司法保障对村民自治的特殊意义,通过对村民委员会发挥不同职能时做出相应定性,加之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目前侵犯村民自治的行为纳入司法管辖的范围内,填补目前村民自治的救济体系的一些空白,完善村民自治的司法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