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宝利国际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了证监会处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此成为了国内首例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处罚案件。此次事件的爆发,令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再次受到投资者与证券市场的关注,可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而愈发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远少于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研究,而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董事会特征、上市公司治理等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除此之外,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会否受到其自身企业特征的影响呢?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市值、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限、直接控股股东持股数、是否聘请“四大”为审计单位等等因素是否都会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呢?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又表现出怎样的差异呢?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使用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方法,选择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2475个有效样本,按所有制类别分为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即按总样本、国有和民营三组样本分别进行上市公司特征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2015年这个中国证券史上特殊的年份,又将上、下半年牛熊市的数据进行分别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2015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样本年份,得到的研究结果有别于以往各学者的结论。具体的,上市公司市值在牛市中、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在熊市中分别正向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司上市年限和是否采用“四大”审计对全样本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分别研究影响不显著,企业规模对所有上市公司都产生正向影响。公司总资产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在全样本和国有上市公司上、下半年中均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由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政策灵活,更能顺应证券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信息披露策略:在上半年股市暴涨、市值暴增时发布临时公告,增加信息披露,而当国家严管场外配资、市场去杠杆后,及时减少自愿性信息的披露。而国有上市公司负债率越高,越少披露其相关信息,并且由于其受内部政策限制,在市场波动情况下,也并不会弹性调整信息披露策略。最后本文对于如何促进和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发展,从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三个角度分别提出了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