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国目前面临增长与环境的双重考验,要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必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做到既能保护环境,又不阻碍经济增长。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明确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然而目前大部分研究只关注环境规制的结果,鲜有学者对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因此,对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环境系统和生产系统构建环境与增长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基础上运用数理模型描述了不同传导路径(教育投入、研发活动和储蓄决策)上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然后,本文利用Eviews6.0计量分析软件,基于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30个省(市、自治区)2004年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规制类型的角度,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环境规制传导机制的存在性,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环境规制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不同地区的角度还是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的角度,环境规制传导机制的存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证实,而且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和类别差异性：东部地区传导机制完全建立,且传导机制有效。中部地区传导机制部分建立,但传导机制无效。西部地区传导机制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并未从环境规制中受益；费用型环境规制传导机制部分建立,但传导机制无效。投资型环境规制传导机制完全建立,且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