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旨在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及乡村善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年来乡村治理逻辑的多元性及碎片化等问题,但与之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仍有不足,直接阻碍了乡村治理由“简约式治理”向“现代化治理”的转型与变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意涵为何?当前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形态如何?如何优化“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回应。对此,本文使用案例研究法,将广东清远市的乡村治理探索视为研究对象,采取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数据收集方式,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以期回应上述问题。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从“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三个维度剖析“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形态、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主张以“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优化“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助推乡村振兴与乡村善治。研究发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之间存在共融互促的耦合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资源支撑,后者为前者完善秩序基础,两者皆以乡村为实践场域,共同指向我国久拖未决的“三农问题”。目前,清远市立足于农村综合改革取得的成果,在自治、法治和德治各层面分别缩小自治规模和强化村民理事会建设,强化“一村一律师”的法治资源供给和完善乡村法治教育,开设道德讲堂和树立道德模范,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逐步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构建起“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然而,体系建设碎片化、农民群体边缘化、行政力量的过度渗透及单向互动等问题,直接阻断了乡村社会秩序的良性建构。通过“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三个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诊断后发现,体系建设碎片化是因为清远市尚未完全厘清“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建设主体和建设路径等内在逻辑;农民主体边缘化实质上是民主协商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群体“失语”和行为失范;行政力量的过度渗透及单向互动,是乡村社会自治组织和政府部门在乡村资源配置规则和治理路径依赖驱使下的双向选择结果。本文认为,要优化“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新格局、助推乡村振兴,不仅要着力解决眼前的存量问题,更要将焦点置于未来可能产生的增量问题上。因此,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兼具系统性、权变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思路:在国家维度,要优化国家对乡村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方案;在社会维度,要强化社会参与治理的行动能力;在国家与社会维度,主张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共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