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通常来讲,中国人与宗族关系之外的陌生人形成亲密且信任的关系是很难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基于兴趣而非基于血缘、地缘的虚拟社区。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更是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人与人的连接和协作,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的普及之后,人们倾向于以更加个性化、人格化的形象存在于网络空间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上的自组织现象越来越多的进入研究视野。自组织理论来源于系统科学,最初是用来描述物理现象,后被引入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自组织”是指一个体系在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的条件下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的过程,是一个自主发起、自主筹建、自主治理的组织状态。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强开放性和流动性,难以依靠外界强加的制约来组织,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因此自组织理论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虚拟社区内部规则和秩序的形成过程。本文运用自组织概念和框架对“罗辑思维”知识拆迁队自2014年7月30日成立以来发生的自组织现象和实践进行整体梳理和分析。本研究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笔者身为知识拆迁队的成员之一,通过长期深入的接触,收集了以每天聊天内容整理摘要为主的有关队内互动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并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同时辅以对13名活跃程度不同的典型成员的访谈,试图厘清知识拆迁队自组织演进的历程,并探寻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知识拆迁队从创生到日常互动经历了明显的自组织过程,具有自组织的特征,其内部成员愿意为社群做贡献是知识拆迁队重要的黏合剂和自组织的动力。后期知识拆迁队因为内外部原因发生了变迁,但仍然保持一定的黏性。纵观知识拆迁队演化的全过程,可以将其演化路径概括为从追求有形回报的功利性目标到付诸精神层面追求的去功利的目标,从既重占有也重生存的存在方式到重生存的存在方式,从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兼具到文化理性为主。可以看出,知识拆迁队的演化越来越远离工具理性,向着文化与精神层面的追求变化。最后,本文试图挖掘如知识拆迁队这样的互联网自组织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层意义,认为互联网自组织变革的是人的联结方式及其间的状态,连接的是“自由人”,即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自由的陌生人社会转变：结成趣缘群体,在一个美学共同体中以自由的、多面向的个体活动；打破对正式组织的迷信,接纳人的不确定,让人之所以作为人的自由本性和创造力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