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两个互不隶属的教育系统——教会教育系统和中国人自办的教育系统,也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会”组织,其一是基督教在华教会教育的代表性组织“中国教育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其二是中国教育界自己的各省、县市、城镇乡教育会,以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这两种教育会在各自的教育系统内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较强的群体代表性、较完整的内部系统性和较顽强的独立性,与官办的和纯民间的社团不同,是一种特殊的社团形态。突破传统研究领域的局限,将教会教育纳入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视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两种教育会平等地加以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整体特征和历史作用。 清末新政施行之前,中国的新式教育主要由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构成。中国自身的新式教育只限于洋务运动期间建立的数十所洋务学堂。“中国教育会”是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90年建立的组织,它通过“三年会议”和各种委员会,在研究教育思想、传播教育理论、改进教育方法、出版教科书、统一科学名词和术语,以及协调教会学校内部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到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社会变革即将拉开大幕之时,从事教会教育的传教士们迫切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使中国国家教育系统能够有助于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并同时使教会学校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戊戌变法期间,在“中国教育会”和其他传教士团体的组织和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帮助之下,传教士们向晚清政府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教育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不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和办学人员远渡东瀛,求新知于日本,而且有大量的日本教习到中国来传授新式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教育会”在失望之余,试图带领教会学校与中国自办教育展开竞争,欲使教会教育成为中国自办教育学习的典范,从而确立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教会教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教育会”的协调下,逐渐出现了系统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界的新知识分子开始集结。他们组成各种团体,以集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在其时尚属稚嫩的新式教育。在这些社团中,各省教育会以及县市和城镇乡教育会成为数量较多、组织较为完善、活动较有规律,影响也较大的一类组织。江苏省教育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类教育会组织自身具有高度的民主性,能够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同时由于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获得了来自政府的经费资助,并且具有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因而成为整个教育系统中一个有机的部分,对于表达教育界的立场,发挥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群体的力量,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民国鼎新,中国的教育转型进一步深化。由于中国自办教育规模的发展,“中国教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