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东汉中晚期集中立碑这一书法史重要现象为关注焦点。对历代汉碑著录进行统计,呈现出东汉中期后立碑的趋势变化;从立碑涉及官员俸禄统计中可知,地方官员中令、长等低级官吏立碑数量远超三公、中常侍等高官。针对这一特殊现象在东汉正史中展开多条政治动态线索剖析。重点关注了东汉中晚期儒生晋升通道因三公罢免失权而无所作为,导致宦官舞弊察举征辟,官吏系统腐败迫使儒生晋升理想中断。同时,政治系统的内部腐败与地方叛乱同步发生,地方各级官员有了大量扩充吏员的需求,并与地方豪族势力集合,报国无门的儒生怀着忠孝观念投身于地方官员,形成了地方性忠孝依存的势力团体,立碑成为表达忠孝观念下移的投射。继而从灾异导致罢免三公的观念背景研究,对《白虎通义》与西汉《春秋繁露》进行比对,在两者的同构性基础上追溯儒学在西汉确立的种种法理观念,在经义中发现“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依据,并在汉代特殊的“天人感应”式法理观念中论证其思想作用力,展现出思想观念对于书法史现象的直接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