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因其时速快、安全性能高、运载量大等特征而成为我国现代交通出行的主要运输方式,并深刻影响着我国地区和产业发展格局。伴随着高速铁路网络的进一步完善,网络节点的区位条件得到改善,资源要素不断向交通枢纽地区集聚;同时,高速铁路网络的完善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交易范围,促进了地区分工和融合,对我国产业体系完善、地区分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集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追求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转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集聚与分工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探讨高速铁路网络构建与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对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产业集聚相关文献,本研究在构建了高速铁路网络建设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即高速铁路的网络化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的可达性,有效缩短了异地劳动者的通勤时间,提高了资本、技术和人才集聚的效益,并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的运输和销售半径。高速铁路网络化建设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分工与融合。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本研究基于全国30个省会城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至今尚未开通高速铁路,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的地理空间的联通仍然以航空为主,因此定量分析中将拉萨市样本数据除外）为研究对象,以各省会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区位熵作为测度产业集聚水平的标准,根据Moran数值及散点图定量分析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特征。同时,为了厘清高速公路和航空网络建设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中将公路路网密度与航空吞吐量作为控制变量而减少内生性。最后,基于三时段空间效用分析模型的比较,定量分析高速铁路网络建设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计量关系。研究主要结论有:1)高速铁路网络化建设有效改善了地区的区位条件,整体上提高了省会城市的可达性,但存在时空差异性;综合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高速铁路建设主要集中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尚没有形成网络结构,主要为点对点的专线通道,如广州-深圳、广州-北京、沈阳-秦皇岛、石家庄-太原等专线;2009年到2018年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期,也是高速铁路网络建成和完善期,更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分工与融合期。主要表现为:我国“四横四纵”快速通道的建成以及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区域之间完成高铁互联互通。2)省际面板数据的定量分析显示,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与高速铁路网络建设具有密切相关性。高速铁路的省级网络节点也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同时更是高素质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及市场需求的集聚地,高速铁路网络节点、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科技人才等要素及市场需求之间形成了空间上的融合,也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产业分工看,目前形成了以特大规模及大规模城市高速铁路路网节点为依托的集聚地,中小规模城市地区尽管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和产业引进优惠政策,由于高速铁路网络节点较稀疏,依然是产业和人才的洼地。3)由于高速铁路网络节点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人才汇集、信息技术等要素及市场需求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叠加的地理空间效应,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也呈现出典型的“马太效益”。在此背景下,中小规模城市地区的发展政策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与较大规模的城市地区形成分工合作,以中小规模城市独特的自然、人文、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发展服务于规模较大城市地区的第三产业,形成明确的地域分工,而不是盲目地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投资与发展的高效性,实现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经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