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翻译活动都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活动,而非创造性活动;译者只是服务于源文,以再现源文的文本风格为翻译目的。随着翻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的本质认识不断加深;译者风格逐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之一。译者风格(a translator’s style)一般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下的译者痕迹,具体来说可以是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表达的偏好。以霍姆斯和图里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倡用描写性翻译学的方法来研究译者风格;而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的兴起令翻译研究逐步摆脱零星的、主观的研究模式,为全面客观评价译者风格提供了契机。张爱玲被夏志清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国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大多关注其文学层面,对张爱玲译者风格的研究还比较笼统,研究数量也不多。因此,本研究试图融合语料库翻译学以及描写性翻译学的观点,以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译者风格,为更大范围的译者风格研究提供借鉴。本文选取张爱玲的自译作品《桂花蒸·阿小悲秋》(Shame,Amah!)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将澳大利亚汉学家Simon Patton的译本以及张爱玲的英语创作纳入对比研究,运用语料库的分析软件,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张爱玲的自译风格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入手,考察张爱玲的自译风格;微观层面主要关注词句,中观层面主要考察译者翻译观念和策略,宏观层面主要探讨可读性分析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在译者风格中的反映。研究发现,在词汇层面,张爱玲自译本词汇使用丰富而多变,擅长使用较短词语。在句法层面,张爱玲长短句交叉使用,句式多样,行文较通俗。在翻译策略上,张爱玲倾向于意译的翻译方法处理叠词,但尽可能使用拼音+直译的翻译手段翻译称谓或文化负载词,借机提供充分的文化背景信息,帮助读者理解。在宏观层面,张爱玲自译文本会主动满足读者的审美,对一些较难解释的词语如政治性意象的词汇,她会跳出既有的概念,淡化处理这些词汇。本文将语料库大规模的量化分析与翻译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考察张爱玲的自译作品翻译风格,可为译者风格以及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