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以辩诉交易制度为蓝本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产物。辩诉交易源于美国,目前已成为英美法系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常态化解决方式。鉴于司法资源紧缺已成为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难题,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引入辩诉交易,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我国于2016年开展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并于2018年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写入了新《刑事诉讼法》中。遗憾的是,新法并未就认罪认罚协商作出明文规定。事实上,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必然涉及的问题,是该制度的核心所在,也在实践中不断运行。为保证协商的公正与效率,建立认罪认罚协商程序势在必行。“协商”是在保证司法公正之前提下对效率的追求,不仅符合刑事诉讼控辩平等理论,符合教育刑主义的基本理念,也顺应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建立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既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诉讼效率、建立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对被追诉人司法人权的保障。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以及传统的“无讼”理念、契约文化为协商程序的建立奠定了制度与文化基础,域外各国的实践也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我国建立认罪认罚协商程序已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在制度试点期间及“入法”后,认罪认罚协商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美、英、法、德、意五个国家司法实践的考察,试图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途径。本文正文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介绍;第二部分阐述建立认罪认罚协商程序的理论基础,包括价值基础、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三部分是对认罪认罚协商在试点期间以及“入法”后暴露的问题进行总结;第四部分是对域外相似制度的考察,选取了美、英、法、德、意五个代表性国家;第五部分是笔者基于以上内容对我国构建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