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背景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化进程的相对滞后。从80年代初期算起,在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有26个年头,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因此，研究城市化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水平，回答是否存在低于或高于最优城市化水平的问题；二是城市的集中度问题, 回答一国大、中、小城市的规模分布是否合理，是否达到最佳的城市集中度问题（Henderson,2003）；三是从理论上讨论城市出现的原因，并利用统计数据对城市化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近十几年，广大学者对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多，在定量研究中，又以大空间尺度（全国、经济地带）居多，主要分析各要素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方向与程度，缺少对城市化影响因素系统的数量分析。 本文试图我国城市化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有益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研究方法与逻辑架构 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我国）、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综合采用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相结合。 本文框架：第一章考察了城市化的定义和机制，首先从经济学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然后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的驱动因素，并重点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的关系；第二章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综述，综述了国内外对城市化决定因素的研究，并指出研究的共同结论和不足；第三章利用中国1999 年至2004年654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非农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总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工资、土地价格变动以及制造业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通过把样本分成东、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小城市两组，具体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规模下，中国城市化水平决定因素的不同影响。第四章对实证结论进行了解释，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三、主要观点及结论 1．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的提高都显著地促进城市化，但制造业、土地价格的影响则不确定。按全国总体、东、中、西部地区分组，除在中部地区外，制造业占比无论在全国总体还是在其他地区，都不显著；土地价格与全国总体和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是一种负向关系。 按大、中、小城市分组，制造业占比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对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没有解释力；除了大城市外，土地价格都影响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但方向不同，在中等城市土地价格与城市化水平是正向关系，在小城市是负向关系。 2．GDP 中制造业占比对全国、东部、西部和小城市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缺乏解释力。GDP 中制造业占比对全国、东部、西部和小城市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缺乏解释力，与大中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具有正向变动关系，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带有明显的制造业倾向，城市产业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变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道路还很漫长。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显著影响，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户籍制 3．土地价格对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的影响表明，地价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作用开始呈现。土地价格对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的影响表明，尽管从全国总体样本来看，地价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作用开始呈现，但从第一组（按照东、）中、西分类）中部地区地价系数符号在1％水平显著为负，以及第二组大城市地价系数无显著性和小城市在10％水平上显著的事实，反映了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中存在广泛的政府干预，土地使用遭到人为扭曲，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缺陷。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地价不能按照市场价格水平反映在企业的成本支出上，制造业企业仍然相当程度上聚集于大城市，产业结构得不到有效调整。 从政策含义看，中国城市化道路不仅要发展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发展思路的调整，从强调城市自身发展转变到城市“功能专业化”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发展的道路上来，即不同类型或大中小城市应根据自身条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针对我国的具体实际，应充分发挥土地、劳动力价格杠杆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作用，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政策的限制性约束，促进大城市第三产业和中小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使大城市制造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使中小城市成为制造业中心，大城市则从制造业中心逐渐转变成为服务中心和市场中心。 四、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点 主要有：1.运用3 万多个样本值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城市化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从制造业、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城市化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观点。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近两年的数据，而最近两年土地出让价格市场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如果加入最近两年的数据，更能说明文中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