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它内涵的丰富性导致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在诸多的解释中，它在时间与社会模式的维度上获得了较多的认同。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现代性状况是非常复杂的，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其一，现代性是与作为古代性相对的一个概念，自晚清始，中国的古代性语境开始松动，一些现代性质素渐渐露出冰山一角。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对于新现代性方案的诉求也开始提上日程。其二，现代性方案具有多样性，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只是这诸多种现代性中的一种而已。其三，从性状而言，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性进程总体上讲是一种宏大叙事。其四，虽然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总体上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但中国面积十分之大，其内部本身存在有多种现代性的可能。 以这样的现代性理论来观照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话剧，可以看到四种不同的模式：晚清模式；五四模式；左翼模式；抗战模式。这四种模式各不相同又互相关联，它们在时间上的承续性与在内质上的互补构成了中国话剧在20世纪上半期的宏大景观。 晚清模式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发生的，外来现代性压迫与自身传统的延续，使得这一时期的话剧在两种因素中“混揉”。因而，这一时段的作品中，既有《共和万岁》这样赞美西方现代性政体的作品，也有《家庭恩怨记》这类对传统模式留连低徊的剧作。这个时期，现代性因素已经在与传统的交战中露出端倪，像《新村正》这种作品已为五四剧作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五四话剧以倡扬人的主体性为主要题旨。主体性是人的现代性实现的重要命题。五四剧作以反对旧式婚姻，反对传统道德观念，张扬人的个性而著称。胡适的《终身大事》等即是对传统爱情伦理的批判性作品，而林语堂的《子见南子》直接通过塑造孔子的形象打破了中国旧式伦理道德的樊篱。这些剧作以一种“集体冲锋”的形式彰显着现代性在传统语境中的突围。 左翼模式力图表达的是建构社会新秩序的努力。这种指向于未来的选择使这一时期的作品笼上“乌托邦”的影子。不管是历史剧，还是现实题材的剧作；无论是展现农村斗争，还是表现城市劳资纠纷，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秩序。这种建构存在于剧作家的想象之中，这个想象给予了他们创作的激情。如文殊的《国庆之夜》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种宏大叙述寄托了剧作家对于未来的一种信念。 抗战话剧的产生是历史的情境所迫，因此，它的出现是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是一个民族最为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但如果独立的资格都被剥夺，对于现代性方案的选择只能是一种虚妄。这个时期的作品都不约而同的带有一个主题：抗日。《万世师表》这类作品通过正面形象的塑造，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这种精神也正是民族现代性得以实现的保证。 在这四种模式的理论框架中，涵括了相当数量的剧作家，而这些剧作家中，曹禺对于现代性的展现是最为充分的一位。他的剧作有着对人现代性的找寻，也有着社会现代性维度的追问，并且更为深入地是，他对人的存在进行了终极意义上的探索。因此，作为中国话剧的现代性个案，曹禺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