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本既是唐人别集之外唐诗传播的重要途径，又是一种独特的诗歌批评形式。至明代，唐诗选本不仅数量可观、种类繁多，而且与诗学思潮紧密相连，体现出极为浓厚的批评意味。明代唐诗选本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而且受明代特殊文化条件与诗学背景的影响，在编选与刊刻等方面皆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明代唐诗选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例完备、众体兼具；明代唐诗选本与诗学思潮关系密切，成为明代诗学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在编选与刊刻上出现了中后期繁盛于前期的阶段性特征，等等。从发展历程来看，明代唐诗选本的编撰大致可以分为明洪武至成化年间、明弘治至隆庆年间、明万历之崇祯年间三个阶段。　　 明代诗歌流派繁多，诗学纷争异常激烈，各家各派，自立门户，或张扬己见，互相标榜；或相互攻讦，诋諆异己。而唐诗选本也因此与诗歌流派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在明代中期影响巨大，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渗透到选诗领域，促使了唐诗选本的大量产生。这些选本，有的来自复古派领袖对自己诗学观念的进一步伸张，如李攀龙《古今诗删》选唐部分；有的来自与复古派同调的应和者，如胡缵宗《唐雅》及唐汝询《唐诗解》；有的以批点的方式实践复古派思想，如顾璘的《批点唐音》、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有的则以实际选诗对复古派思想进行改良，如黄贯曾的《唐二十六家诗》。而至晚明，在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思潮的影响下，复古派诗学思想受到巨大冲击，诗坛风气随之发生转移，这样一股强劲的“性灵”之风吹向选诗领域，影响了选家的审美取向。此时不仅出现了大量的以专选或多选中晚唐诗为主的唐诗选本，而且还有像余俨《唐世精华》这样以个人主体性情为铨选宗旨的唐诗选本，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这些唐诗选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明代诗学纷争的重要载体，它们的出现为丰富明代诗歌批评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人丰富的诗歌批评观不仅体现于其诗学论著及诗集序跋当中，而且还通过大量唐诗选本的编撰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现，这些唐诗选本充分发挥了其批评价值，以一种更为具体形象的方式传达出了具有明代特色的诗学观念。其中辨体论主要体现了明人辨体意识的增强，在明代唐诗选本中，辨体观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采用以体为序的编选体例。2、对古、律两大诗歌体式的辨析。3、五言古诗的古、唐之辨。4、古乐府与唐乐府之辨。5、绝句与律诗之辨。6、高棅《唐诗品汇》独特的辨体模式。格调论是明代复古派诗学主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棅《唐诗品汇》中所体现出的以“格调”论诗的思想可以称得上有明一代“格调”论诗学主流的先导，它对诗歌“格”、“调”，尤其是对“调”的关注与体认，直接影响了其后复古派以格调论诗的思维方式。又如胡缵宗所编《唐雅》，将“雅格”、“雅调”作为铨选诗歌的标准，对明中期复古浪潮的高涨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李栻所编《唐诗会选》一方面延续了七子派以“格调”论诗的传统思路，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气象”、“意趣”及“悟”等与诗人主体密切相关的因素，对复古派的“格调”论进行了修正与改良。明代唐诗选本还清晰地反映出明人“性情”观发展嬗变的过程。如高棅的《唐诗正声》、何乔新的《唐律群玉》等，体现的皆是受理学思想浸染的“性情”观，他们强调的是“性情之正”。而屠隆的《唐诗品汇选释断序》、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陆时雍的《唐诗镜》等，在性灵思潮影响下，对“性情”的理解更侧重于人的一己真情。通过唐诗选本来挖掘明人的这些诗歌批评观念，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明代诗学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