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即便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2020年新冠疫情等诸多全球范围宏观经济变局的考验,我国资本市场中也从未受到大规模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冲击。因此,在市场总体发展平稳的大趋势下,个别企业市值异常动荡事件的局部偶发便成为了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完善交易机制以及保护参与交易主体利益进程受阻的首要桎梏。中小投资者的信息来源较为闭塞、把握信号的专业能力较弱,极易受到信号的误导并引发“羊群效应”。当前我国市场内中小散户占参与主体比例较高,加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等规范的发展尚不完善、外部监管力度不足,就使得信息不对称成为公司特质风险频发的根本原因。因此,讨论在我国企业信息披露规范尚不健全的环境下,平稳连续的现金股利政策是否能够发挥传递信号的重要渠道,通过缓解信息不透明程度以降低个股崩盘风险,既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本文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股利平稳性对企业个股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利平稳性对个股崩盘风险具有积极的抑制效果,股权结构中的国企性质将强化现金股利政策的约束作用,且这一结果通过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中,分组回归显示:在资本结构较为稳定、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样本中,平稳连续的现金股利政策将对崩盘风险发挥更加显著的遏制效果。作用机制分析中,本研究将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代理变量引入基准模型以构造中介效应模型,明确了股利平稳性的信号传递功能:平稳付息作为一种披露内部消息的方式,通过宣告企业稳健的经营状况与良好的发展前景,缓解了由信息不充分所引发的股价下行压力,最终抑制了企业爆发特质风险的可能;同时上述模型强调,信号传递效应在作用渠道中发挥了完全中介的效果。随后本文继续引入两类代理成本,考察在双重委托代理因素影响下,股利平稳性的信号传递效应对防止个股崩盘事件发生的贡献。结果表明:一方面,第一类代理成本削弱了信息披露程度代理变量对个股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而另一方面,利润分配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在实际控制人与中小散户间代理冲突较为严重的样本中,有效替代了公司治理。最终本文讨论了投资者迎合理论对股利平稳性与崩盘风险间关系的影响,检验发现在纳入年个股回报率这一调节变量后,股利平稳性的风险抑制效果受到了负面影响。平稳连续的现金股利政策通过发挥信号传递功能,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最终有效降低了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个股崩盘风险。本文所得实证检验的结果,既补充了股利信号理论、股利代理成本理论、投资者迎合理论等现有研究在我国的应用,同时也为保障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防范并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提供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