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存在不仅是维护领土的完整、保证民族存续的基石,更是承载着一方水土之上文明前进的最初构想和最终力量。近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再一次被迫站在了民族存续的悬崖上,此时,一套科学合理的民族国家规划是决定中国命运和生死存亡的第一要务。由此,本文试以1940年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和1943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比较研究的方式,从民族理论的视角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民族国家规划的理论渊源、国家结构形式规划等几个方面进行定性研究。研究整体划分为六个即有序又相关的部分:首先为绪论部分,以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和斗争为时代背景,以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为知识背景,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确定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规划所参照的范式和民族国家规划的内涵。第二部分考虑到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欧洲不断扩大的战争事态和国内严峻的民族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二战爆发,受害国为维护民族独立而奋勇反抗。中国作为受害国之一,在接受来自美苏两国的援助时,也面临两种意识形态对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干预。在近代各种思潮的泛滥和冲击之下,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国家独立统一为己任,伴随党派的斗争与合作,最终由于理念上的差异而各自提出民族国家规划。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在面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时,立足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国情,以列宁“阶级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和前苏联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为范式,在国家建设上意欲推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民族方面,中共用斯大林民族定义认识了国内的部分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赋予了新含义,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最后分析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民族国家规划结果是要将中国建设成多民族、单一制的国家。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民族国家规划。蒋介石基本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在国家建设上意欲推行欧美式的民族—国家结构,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在民族方面,蒋介石的“国族主义”结合了传统的“宗族”概念,用血缘作为纽带试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最后分析认为《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国家规划结果是要将中国建设成单一民族、单一制的国家。针对此二者对民族国家何以建设发展这一共同历史任务的不同理解和计划,第五部分对其规划方案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理论本身的逻辑合理性进行检查.发现规划是相同时代下审时度势的产物:规划者们共同关注未来中国命运,坚持中国独立统一。导致二者规划南辕北辙的始作俑者是二人参照的范式不同: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范式的关注点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结合中国国情对范式进行了扬弃,驱使二人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原因也是范式使然。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上,两党也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演绎式的思维,而中国国民党是归纳式的思维。民族和国家关系的规划和构建本身既是宏大的政治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总体来说,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政党提出的民族国家规划,丰富了近代以后中国的建国理论,但不可忽略的是国共两党在民族国家规划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