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新增设了一项离婚救济制度,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在设立时分析了我国基本国情,参考了他国先进经验,在保护弱势群体和已婚妇女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人民法院惩治在婚姻中违反法定义务者,提供了直接而坚实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理论上的不足,该项制度规定的过于简单、抽象,在设立之日起,就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探讨。《民法典》第1091条修正了原《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增加了“（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的兜底性规定,采取例示主义立法,以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明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原则性规定,针对原《婚姻法》第46条所采取的列举主义立法进行了补充和扩展。增加“其他重大过错”规定,改善了法定情形不足的窘境,进一步提高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灵活性。但对“有其他重大过错”规定的解释仍需进行学理和实践的探究。认定“重大过错”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即表现形式、过错程度、主观状态。纳入第五项适用范围的过错行为应当是一种违背家庭责任及家庭道德的行为;其过错程度应当达到违反家庭责任义务或家庭伦理道德要求的严重性;行为人实施过错行为时应具有主观过错。在适用“其他重大过错”规定时,应当以1091条前四项法定具体情形为认定标准,进行限缩性解释,不能随意进行扩张解释。婚外性行为致使他人怀孕、赌博、吸毒屡禁不止的、欺诈性抚养等行为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重大过错”的认定标准,应当纳入“其他重大过错”适用事由范围内。在司法实务中,新增的第五项“兜底性”条款,可能引发如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标准不统一及举证困难等问题。对此,法官在裁判时应对“其他重大过错”规定进行限缩性解释、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裁判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善用优势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