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工业化进度呈现高速发展。又由于政府重视化学工业对其他工业供给基础原料的作用,因此对化学工业有着格外的照顾。但是作为一个以化学物品反应作为基本生产工艺的工业部门,其生产的废料对于环境产生的破坏作用远较于其它部门更为显著。其中,1956年在熊本县水俣市所爆发的水俣病公害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关于1956年的熊本县水俣病公害事件研究,可以根据参与的主体,从施害方的水俣工厂、受害方的水俣病病人和水俣市渔民以及斡旋方的市县政府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从工厂方来看,其自身以城市建设的功臣自居,并因此获得了市政府与未受害的市民的支持,从而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始终处优势的地位,并且在50年代逃脱了应有的处罚;从受害方来看,受害者分裂成为诉求各异的几个群体,彼此间缺乏互助,也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最终使得其诉求没有得到根本的满足;从政府方面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从经济发展的考虑,采取了息事宁人,包庇元凶的态度,使得受害者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关注和行政上的帮助,最终使得熊本县水俣病事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公害问题在60年代在日本其他地区爆发,成为全国性的社会事件。尽管50年代水俣病公害问题还停留在日本的西南一隅,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一些日后公害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的端倪。从施害方与受害方的关系来看涉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抉择矛盾;而从政府与双方之间的关系来看,又涉及政治决策与社会道德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出现在50年代的熊本县,在之后的反公害运动中成为整个日本社会所面对的矛盾。而在50年代的受害者身上体现的阶层分化,也是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在60、70年代所体现的社会特征。因此50年代的熊本水俣病公害事件折射着日本战后随着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后,日本政府所面对的社会公益与政治决策的考量。